说完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印章，我们把目光转向隋唐。在经过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长期战乱之后，自公元589年隋统一全国起，中国又进入到一个大一统的时期，即隋唐时期。

（唐时期全图）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唐代，整个国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活跃，政经制度上也有重要建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影响深远，至今，海外多地还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通过与各国的交流，国家的经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但让人意外的是，隋唐时期，我国的各门艺术（比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都有着与当时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辉煌成就，唯独印章艺术呈现出衰退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初学篆刻者接触隋唐印（包括后来的宋印、明清印），因为它不够规矩，跟着学容易“跑偏”，因此，在通常的篆刻教材里，唐宋印都是被忽略的。

那么，隋唐印为啥比秦汉印退步了呢？

原因一：印章材料的变化，引起印章制度的变革

从战国玺，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印章的使用，大都是抑压封泥使用，所以，印章多为一方寸之间大小（约2.3-2.5厘米见方），印文多为“白文”（阴文），这样，在抑压封泥上之后，呈现出来的凸起的“阳文”。比如汉印“齐中厩印”，它的封泥如图：

（汉封泥举例：齐中厩印）

到了南北朝晚期，纸帛被普遍使用（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人），封泥制度逐渐废止，代之以在印章上醮上朱色或墨色“印泥”（印色或印墨），钤印在纸帛上，这样的话，印章如果还保留原有汉印的印面面积，则印出的印蜕字迹会显得漶漫不清，再加上当时的通用文书书写字体较大（不用竹简木牍了），为了与之配套相衬，印形也随之增大。这时的印，比秦汉印大出一倍左右，而字面文字，为了印文清晰，也全改用朱文。

至隋唐时期，官印改为“官司印”，印体进一步变大，一般在5-7厘米见方之间（最大有13厘米者）。这时的大印，已无法随身携带，只能存放在官衙之内，为了使用方便，印钮也改为印柄，置于印背正中（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把子”）。此时的官职任免、升迁，一般人去印留，不得私自带走。此时颁发给官员本人证明身份的已不是佩印，而是“鱼符”。官吏将它装入鱼袋，佩在身上，以表明官职等级。处理公务签署文件需要加盖官印时，只能在衙署实行。

当时，若因官职或地名更改，则原官印必须上交作废（秦汉印并不如此），有严密的碎印制度，礼部有专门的碎印大石，各地转来的废印，皆登记碎之（这也是隋唐官印传世较少的原因之一）。

注意，此时印章的样式改了（变大了），却尚未形成与秦汉相类似的、严格配套的印章制作制度（或者没有以国家力量强化印章制度）。

原因之二：印章文字与实用文字的差异

战国、秦、汉以前印章使用的文字都用篆书，这与当时社会通行的实用文字篆书、隶书非常一致或非常接近。但到了魏晋以后，尤其是到了隋唐以后，社会通用的书体多为楷书和行书，而印章却仍然使用篆书。这中间有距离，而且有相当大的矛盾。人们（包括制作印章的工匠）对篆书已相当陌生，由此产生的隔膜（不会写，或者不知道如何变化）当然会影响到印章的发展。

因为印章变大了，而印章布局，却没有相应的程式制度，印文是朱文，它明显不能像白文那样无限制的粗壮下去（东汉的“满白”，其实也是在章法无奈之下衍生出的艺术新样式），这样文字就就很难布满整个印面，印面就会留下很多不规则的留白，这显然“不好看”。

实际上，为了处理这个矛盾，隋唐人作了努力，他们把印面文字线条作屈曲、盘旋，对笔画进行拉长，对字形结构尽量拉宽拉大等，甚至文字部件之间也开始产生不符合字法的粘连与离断。比如隋代“永兴郡印”：

（隋印：永兴郡印）

其中的“永”笔画已经发生了讹变（虽然不违字法，但显然，篆法不标准了），而“印”字的上部已与下部完全粘连（汉印是不会这样的）。再比如“广纳戍印”：

（隋印：广纳戍印）

这方印很有名，很多印谱释为“广纳府印”，其实应为“广纳戍印”，它很可能为南齐印，“广纳”当为南进广纳县，“戍”是在其境内关隘设置的军事机构。其中的“廣”字，内部的“黄”字的“炗”部同样产生了讹变，“印”字也同样发生了粘连。

再比如“桑乾镇印”：

（隋印：桑乾镇印）

这方印里的“乾”不但左部不完全标准（受楷书影响），右部已完全简化为“乙”了。注意，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印背凿刻制印年月与掌铸官名的单位（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印章的边款”）。

再看唐代印：

(唐印：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

这两方印显然也有字法问题，“中书省之印”的“省”不准确，“印”字同样的粘连；“尚书兵部之印”“兵、部”两个字都有或大或小的字法问题。这两方印或许已经开启了后世“九叠印”的先河（在之后的明、清两代，九叠印已成为官印的样式常态）。再看：“静乐县之印”、“唐安县之印”：

（唐印：静乐县之印+唐安县之印）

这样的印，印章形态和文字形态源于它们特有的制作方式，与汉印不同的是，它不采用铸和凿的方法，而是以蟠条印特有的制作方法制成，又大致又分两种：

1、焊铸法。这种方法通过焊接法制作，其制作过程包括铸坯、剪裁、焊接、打磨等工序。先根据规定的尺寸和钮式铸造出深腔印坯，然后根据字形需要将铜条剪切成不同长度的笔画，弯折成需要的笔画形态，接着将这些笔画焊接在印面之上，最后进行磨平处理；

2、失蜡法（此法类似汉印铸印的拔蜡法），这种方法通过焚烧铸体使印模融化后再浇注金属溶液。此种方法，蟠条浇铸前采用盘蜡条的方法，使印章能一次成型，蜡条的成型之法，与上一方法中制作铜条之法类似。

不管是焊铸还是失蜡法，这时期的官印都呈现较深的字腔，这种状态更便于钤盖，更容易在纸帛之上清晰钤印文字。比如上面所说的“桑乾镇印”，它的样子如图：

（隋印“桑乾镇印”实物）

再比如同样是隋印的“临汾郡赞治印”：

（隋印“临汾郡赞治印”实物）

显然，蟠条印大都具备这样的较深的印腔。同样的，因为笔画线条多为金属条（蟠条），因此，我们很少见到有“硬弯”的笔画。甚至“钝弯”的拐角也多呈圆曲之态。为了填补增大的印面空地，文字笔画弯曲或笔画增多，比如“之”字左右两笔，大都作盘曲之状，其作用除了繁化印面之外，或许也有匠人们朴素的美学追求包含。

原因之三：制印工匠水平的下降

两周，以及秦汉，甚至南北朝时期，制印工匠都是专门的手工业制铜工匠，这些人有专门官员管理，其制印技艺为世袭培养的。

而到了隋唐以后，制印工匠多是短番匠，是政府以徭役的形式，从各地征调而来，这些人同农民一样，不但不是专职的制印匠人，而且每年约只有两旬服役时间（20天），服役期间无任何报酬，他们的工艺水平自然不高（工作态度可能也无法保证），偶有手艺较好的短番匠留在作坊者，发少量酬劳，即“长上工”，但他们仍属于“贱民”，这些“贱民”时有逃亡，对工艺水平的稳定和提高都相当不利。

再者，陶瓷业的兴起，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制铜工艺趋于衰退。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印章制作工艺水平的下降。

显然，隋唐印章，较之秦汉印章，明显退步了，这种退步是时代使然。

尽管如此，隋唐印章并不是毫无成就，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印章内容的扩大上。比如出现了斋馆印的鼻祖，即李泌的“端居室”，虽然印章仍然是汉制，但这却是可考的最早的斋馆印，如图：

（唐李泌的斋馆印：端居室）

2、在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应用上。比如出现了用以区别书画作品真伪的“贞·观”小印，虽然最初只是唐内府标记书画作品之真赝，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鉴藏印的鼻祖，如图：

(唐内府“贞·观”小印）

相应的，到了玄宗，还有“开元”小玺，

3、在印面文字变化处理上。

因为要协调增大的印面和细瘦的线条之间的关系，隋唐工匠及印章设计者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印面文字线条的盘曲折叠；文字与文字、文字内部件与部件的粘连、穿插、揖让等……

这些，都在某些方面为后世篆刻的发展（特别是朱文印的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里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