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两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印章,我们把目光转向隋唐。在经过魏、晋、南北朝300多年的长期战乱之后,自公元589年隋统一全国起,中国又进入到一个大一统的时期,即隋唐时期。
(唐时期全图)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唐代,整个国家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外交往活跃,政经制度上也有重要建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影响深远,至今,海外多地还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通过与各国的交流,国家的经济、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但让人意外的是,隋唐时期,我国的各门艺术(比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都有着与当时政治、经济同步发展的辉煌成就,唯独印章艺术呈现出衰退的现象。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建议初学篆刻者接触隋唐印(包括后来的宋印、明清印),因为它不够规矩,跟着学容易“跑偏”,因此,在通常的篆刻教材里,唐宋印都是被忽略的。
那么,隋唐印为啥比秦汉印退步了呢?
从战国玺,到秦汉魏晋南北朝,印章的使用,大都是抑压封泥使用,所以,印章多为一方寸之间大小(约2.3-2.5厘米见方),印文多为“白文”(阴文),这样,在抑压封泥上之后,呈现出来的凸起的“阳文”。比如汉印“齐中厩印”,它的封泥如图:
(汉封泥举例:齐中厩印)
到了南北朝晚期,纸帛被普遍使用(蔡伦是东汉和帝时的人),封泥制度逐渐废止,代之以在印章上醮上朱色或墨色“印泥”(印色或印墨),钤印在纸帛上,这样的话,印章如果还保留原有汉印的印面面积,则印出的印蜕字迹会显得漶漫不清,再加上当时的通用文书书写字体较大(不用竹简木牍了),为了与之配套相衬,印形也随之增大。这时的印,比秦汉印大出一倍左右,而字面文字,为了印文清晰,也全改用朱文。
至隋唐时期,官印改为“官司印”,印体进一步变大,一般在5-7厘米见方之间(最大有13厘米者)。这时的大印,已无法随身携带,只能存放在官衙之内,为了使用方便,印钮也改为印柄,置于印背正中(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把子”)。此时的官职任免、升迁,一般人去印留,不得私自带走。此时颁发给官员本人证明身份的已不是佩印,而是“鱼符”。官吏将它装入鱼袋,佩在身上,以表明官职等级。处理公务签署文件需要加盖官印时,只能在衙署实行。
当时,若因官职或地名更改,则原官印必须上交作废(秦汉印并不如此),有严密的碎印制度,礼部有专门的碎印大石,各地转来的废印,皆登记碎之(这也是隋唐官印传世较少的原因之一)。
注意,此时印章的样式改了(变大了),却尚未形成与秦汉相类似的、严格配套的印章制作制度(或者没有以国家力量强化印章制度)。
战国、秦、汉以前印章使用的文字都用篆书,这与当时社会通行的实用文字篆书、隶书非常一致或非常接近。但到了魏晋以后,尤其是到了隋唐以后,社会通用的书体多为楷书和行书,而印章却仍然使用篆书。这中间有距离,而且有相当大的矛盾。人们(包括制作印章的工匠)对篆书已相当陌生,由此产生的隔膜(不会写,或者不知道如何变化)当然会影响到印章的发展。
因为印章变大了,而印章布局,却没有相应的程式制度,印文是朱文,它明显不能像白文那样无限制的粗壮下去(东汉的“满白”,其实也是在章法无奈之下衍生出的艺术新样式),这样文字就就很难布满整个印面,印面就会留下很多不规则的留白,这显然“不好看”。
实际上,为了处理这个矛盾,隋唐人作了努力,他们把印面文字线条作屈曲、盘旋,对笔画进行拉长,对字形结构尽量拉宽拉大等,甚至文字部件之间也开始产生不符合字法的粘连与离断。比如隋代“永兴郡印”:
(隋印:永兴郡印)
其中的“永”笔画已经发生了讹变(虽然不违字法,但显然,篆法不标准了),而“印”字的上部已与下部完全粘连(汉印是不会这样的)。再比如“广纳戍印”:
(隋印:广纳戍印)
这方印很有名,很多印谱释为“广纳府印”,其实应为“广纳戍印”,它很可能为南齐印,“广纳”当为南进广纳县,“戍”是在其境内关隘设置的军事机构。其中的“廣”字,内部的“黄”字的“炗”部同样产生了讹变,“印”字也同样发生了粘连。
再比如“桑乾镇印”:
(隋印:桑乾镇印)
这方印里的“乾”不但左部不完全标准(受楷书影响),右部已完全简化为“乙”了。注意,此时,人们已经开始在印背凿刻制印年月与掌铸官名的单位(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有了“印章的边款”)。
再看唐代印:
(唐印:中书省之印+尚书兵部之印)
这两方印显然也有字法问题,“中书省之印”的“省”不准确,“印”字同样的粘连;“尚书兵部之印”“兵、部”两个字都有或大或小的字法问题。这两方印或许已经开启了后世“九叠印”的先河(在之后的明、清两代,九叠印已成为官印的样式常态)。再看:“静乐县之印”、“唐安县之印”:
(唐印:静乐县之印+唐安县之印)
这样的印,印章形态和文字形态源于它们特有的制作方式,与汉印不同的是,它不采用铸和凿的方法,而是以蟠条印特有的制作方法制成,又大致又分两种:
1、焊铸法。这种方法通过焊接法制作,其制作过程包括铸坯、剪裁、焊接、打磨等工序。先根据规定的尺寸和钮式铸造出深腔印坯,然后根据字形需要将铜条剪切成不同长度的笔画,弯折成需要的笔画形态,接着将这些笔画焊接在印面之上,最后进行磨平处理;
2、失蜡法(此法类似汉印铸印的拔蜡法),这种方法通过焚烧铸体使印模融化后再浇注金属溶液。此种方法,蟠条浇铸前采用盘蜡条的方法,使印章能一次成型,蜡条的成型之法,与上一方法中制作铜条之法类似。
不管是焊铸还是失蜡法,这时期的官印都呈现较深的字腔,这种状态更便于钤盖,更容易在纸帛之上清晰钤印文字。比如上面所说的“桑乾镇印”,它的样子如图:
(隋印“桑乾镇印”实物)
再比如同样是隋印的“临汾郡赞治印”:
(隋印“临汾郡赞治印”实物)
显然,蟠条印大都具备这样的较深的印腔。同样的,因为笔画线条多为金属条(蟠条),因此,我们很少见到有“硬弯”的笔画。甚至“钝弯”的拐角也多呈圆曲之态。为了填补增大的印面空地,文字笔画弯曲或笔画增多,比如“之”字左右两笔,大都作盘曲之状,其作用除了繁化印面之外,或许也有匠人们朴素的美学追求包含。
两周,以及秦汉,甚至南北朝时期,制印工匠都是专门的手工业制铜工匠,这些人有专门官员管理,其制印技艺为世袭培养的。
而到了隋唐以后,制印工匠多是短番匠,是政府以徭役的形式,从各地征调而来,这些人同农民一样,不但不是专职的制印匠人,而且每年约只有两旬服役时间(20天),服役期间无任何报酬,他们的工艺水平自然不高(工作态度可能也无法保证),偶有手艺较好的短番匠留在作坊者,发少量酬劳,即“长上工”,但他们仍属于“贱民”,这些“贱民”时有逃亡,对工艺水平的稳定和提高都相当不利。
再者,陶瓷业的兴起,也从某种程度上使制铜工艺趋于衰退。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印章制作工艺水平的下降。
显然,隋唐印章,较之秦汉印章,明显退步了,这种退步是时代使然。
尽管如此,隋唐印章并不是毫无成就,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印章内容的扩大上。比如出现了斋馆印的鼻祖,即李泌的“端居室”,虽然印章仍然是汉制,但这却是可考的最早的斋馆印,如图:
(唐李泌的斋馆印:端居室)
2、在印章与书画的结合应用上。比如出现了用以区别书画作品真伪的“贞·观”小印,虽然最初只是唐内府标记书画作品之真赝,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鉴藏印的鼻祖,如图:
(唐内府“贞·观”小印)
相应的,到了玄宗,还有“开元”小玺,
3、在印面文字变化处理上。
因为要协调增大的印面和细瘦的线条之间的关系,隋唐工匠及印章设计者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印面文字线条的盘曲折叠;文字与文字、文字内部件与部件的粘连、穿插、揖让等……
这些,都在某些方面为后世篆刻的发展(特别是朱文印的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篇文章里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