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十五讲系列之第一讲

第一讲 根在河洛

南宋淳熙四年（1177）夏天，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登上成都城的墙头，北望中原，写下了“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的诗句。陆游何以会对“河洛”有如此深厚的情感呢？就是因为河洛地区在世人心目中是根脉之所系，是华夏文明之源。

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周易·系辞》有一句话：“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是说，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圣人效法河图洛书所开创的。这成为中国古人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根本观念，影响了一代代的华夏先民。

关于“河出图，洛出书”的详情，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歆说：“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1]说早在伏羲氏的时代里，伏羲接受了河图，仿照河图画出了八卦。而大禹治水的时候，得到了洛书，根据洛书的指示，治理了山川。后来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尚书传》中进一步说道：“伏牺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2]“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3]伏羲氏的时候，龙马从黄河之中驮出了河图，而大禹的时代，神龟从洛河之中驮出了洛书。

什么是龙马呢？在古人的观念之中，身材高大的骏马被称为龙马。《周礼》中说：“马八尺以上为龙。”[4]身高八尺以上的马被称为龙马。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说：“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5]身高七尺以上而为天子所专用的马叫龙马。不过，能从黄河之中负图而出的马，显然并非通常意义上身材高大的马。《礼记·礼运》篇说：“河出马图。”孔颖达的《疏》引用《尚书中候·握河纪》解释道：“尧时受河图，龙衔赤文，绿色。注云：龙而形象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又龟书洛出之也。”[6]如此说来，龙马其实不是马，而是龙，只不过形状有些像马罢了。不过此说并没有被人们广泛接受。《艺文类聚》引古纬书《瑞应图》：“龙马者，仁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长，颈骼上有翼，旁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7]清人徐文靖《竹书统笺》引《五帝外纪》之注曰：“龙马者，天地之精。其为形也，马身而龙鳞，故谓之龙马。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8]也有人说，龙马是龙和马交配的产物。明人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龙性最淫，故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9]清人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引用明朝的方志还真有过龙马这种动物，就是龙与马的杂交，不过最终被人所杀：“元时有范氏养马潭边，马与龙交而生龙马。事闻于朝，诏取之。马至大义镇，念母，一驰即归。范氏为其所苦，因杀之。”[10]今天的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古人心目中的龙马到底是什么模样了！

至于河图所出之处，一般认为，是在河南孟津会盟镇。明清之际的大书法家王铎在其书法名品《龙马记》中说：“余儿童时，戏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石子，有声，曾出龙，相传以为怪。’余亦讶以为奇。后数十年，阅石碣所记载，知为宓羲画八卦，肇端龙马所负之图；龙马所出之河，今孟津西北，河中旋涡倒流者，即其处也。”如今孟津县会盟镇黄河岸边的龙马负图寺，据说就是当年龙马负图的所在。龙马负图寺相传始建于十六国后赵时期，其建筑主体当形成于明清时期。如今的龙马负图寺中建筑，多为改革开放以后恢复的。

再来说说神龟。在古人的观念之中，长寿的龟具有某种通灵的神性。“龟之言久，龟千岁而灵”。[11]古人重视神龟有很悠久的历史。不过，根据考古材料，尚且没有发现商王朝之前的人们有使用龟壳进行占卜的情况。目前我们所知有关龟甲最早的使用是在殷商时期，在殷墟发现的甲骨多为乌龟的腹甲，这些都是古人的占卜用具。进入西周以后，人们依然延续了对神龟的崇敬，《尚书·大诰》中还说：“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12]王樵解释道：“龟为天之介绍，以传天之意。”[13]到了春秋时期，还有占卜者强调：“筮短龟长，不如从长。”[14]成书于战国的《周易·系辞》还说：“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15]不过战国以后，人们逐渐放弃了这种占卜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占卜方法过于繁琐，远不如筮法简单。而且，正如庄子所云，“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曵尾于涂中乎？”[16]神龟既然不能预测到自己的生死，又如何能为人世间预测吉凶呢？秦汉以后，很少有用龟甲占卜的记录了。至于驮出洛书的神龟到底长什么样子，如同孔颖达所云：“龟负洛书，经无其事。”[17]早期的文献之中，并无其文，今天我们也无从想象。

至于洛书出于何处，文献中也没有记载。今天洛阳市的洛宁县宣称该县的长水镇西长水村附近的洛河滩地就是传说中的洛出书处。其地大体相当于洛河上下游的分界线。在该地发现有两通碑，一为清雍正年间，一为唐朝以前之古碑，其碑甚古则无疑，但是其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研究。今天在那里建有一座非常简陋的纪念性建筑。也有人认为，洛出书处应当在洛河与伊河的交汇处，或者是在伊洛河与黄河交汇处。

所谓的河图和洛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传说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后人当然没人能够亲眼所见。而到了后世，关于河图洛书的记载却越来越丰富。刘歆等人明确指出，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就是《洪范》。南朝沈约在《宋书》中称：“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禹）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谓洛出书者也。”[18]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19]如此说来，在东汉的人们认为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而到了唐初魏征《隋书·经籍志》中说：“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20]

根据历代文献记载，《河图》有：《河图括地象》《河图始开图》《河图挺佐辅》《河图稽耀钩》《河图帝览嬉》《河图握矩起》《河图玉版》《龙鱼河图》《河图合古篇》《河图赤伏符》《河图闿苞受》《河图叶光纪》《河图录运法》《河图帝通纪》《河图真纪钩》《河图考钩》《河图秘征》《河图说征》《河图会昌符》《河图稽命征》《河图揆命篇》《河图要元篇》《河图天灵》《河图提刘篇》《河图绛象》《河图蓍命》《河图皇参持》《河图帝视萌》《河图灵武帝篇》《河图玉英》《河图考灵曜》《河图纪命符》《河图圣治符》《河图表记》《河图期运授》《河图考曜文》《河图内元经》《河图龙文》《河图龙帝纪》《河图龙表》。《河图》总计四十种。

《洛书》有：《洛书灵准听》《洛书甄曜度》《洛书摘亡辟》《洛书宝号命》《洛书录运法》《洛书精命要》《洛书洛罪级》《洛书说征示》《洛书说禾》《洛书河洛谶》《洛书兵铃势》《洛书三光占》《洛书斗中图》。《洛书》共计十三种。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河洛内记》《老子河洛谶》等。[21]

以上所有的这些《河图》《洛书》，都已经全部散佚了。后人有辑佚本传世，如孙㲄的《古微书》、安居香山的《纬书集成》等。其内容十分驳杂，大多荒诞不经。虽说其中也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传说，但从总体上看，价值不大。

孟津龙马负图寺中的龙马

现在人们一般所看到的《河图》《洛书》出现于宋代。《河图》是“一、六在后，二、七在前，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背中”。《洛书》是“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分别代表了“天地生成之数”和“纵横十五之象”。这些据说是出于五代时期的道士陈抟，经过了刘牧、朱震等人的发展，到蔡元定大体定型。元代吴澄认为，《河图》来自龙马身上的旋毛，他说：“河图者，羲皇画卦之前，河有龙马出，而马背之旋毛有此数也。其数，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五奇五偶相配。”“洛书者，大禹治水之时，洛有神龟出，而龟甲之坼文有此数也。其数，后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后六，左后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22]他还试图给河图洛书的传说以合理的解释，他认为伏羲和大禹平日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天地之间的道理，在看到马背上的旋毛和神龟身上的坼文以后，进一步受了启发，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种种创制举措。

早在宋代就有人对这些说法提出了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欧阳修。他在《易童子问》一文中明确说：“若此者，非圣人之言。”[23]进入清代，否定者就更多了。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人胡渭的《易图明辨》和《洪范正论》。至于当代以来，号称能解读河图洛书者，多数是自说自话。这样的人，在民间所在多有，大家敬而远之可也！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呢？作为今天的我们，实在无法相信黄河会出图，洛河会出书。但是，“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到底该如何解释呢？不仅是我们，就是古人也会有这种疑问，有一次宋真宗曾经问儒生杜镐说：“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杜镐认为那不过是古人的“神道设教”而已，也就是说装神弄鬼哄骗百姓的。[24]听了杜镐的解释以后，宋真宗下定决心要效法往圣，也要用天书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

不过，“河出图，洛出书”这个古老的传说，显然并非“神道设教”那么简单。首先，在古人的心目中，对“河出图，洛出书”深信不疑。《论语》中孔子也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25]“神道设教”往往是后世君主的有意而为，春秋之前的君主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意识。“神道设教”可以欺骗下愚，却未必可以做到欺骗所有的阶层。比如宋真宗的装神弄鬼，其实没几个人会信。其次，“河出图，洛出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真相。我们的先民生活在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最核心区域。黄河与洛河显然是对先民生活影响最大的两条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黄河与洛河塑造了我们的华夏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未尝不可。我们的先民在史前的生产生活之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对自然的观察获得某种启示，从而开创了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事实。而在古人的观察之中，黄河与洛河，显然是重要的观察对象。通过对黄河与洛河的观察，古人逐渐明白了很多天地宇宙的道理。他们笼统地将这些感悟称之为“河图”“洛书”。当然，古人具体都获得了哪些感悟，我们今天肯定是无法详细解读了。后世的人们，受制于他们的时代局限性，在传承的过程中，将这种自然的启示想象成了神话传说。这样的神话传说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又不断进行了丰富。龙马负图，神龟负文之类的传说就是如此而来。

总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明了黄河与洛河对于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性，强调了母亲河的地位。对此，没有过度诠释的必要。

二、河洛文化根源性的解构与重建

（一）近代以来对“根在河洛”的解构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之中，“根在河洛”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人们的理性不断高涨，建构在“河图”“洛书”与“三皇五帝”传说基础之上的“根在河洛”受到了很强的冲击。尤其是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之后，“根在河洛”受到了很强烈的解构。疑古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观点主要见于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等作品之中。在这里顾颉刚提出了他著名的“层累地造就古史说”，他认为也就是时间越靠后，人们观念中古史越长，而且越往后，古史的记载越系统，越整齐，越详细，中心人物越是不断被放大。这是后人不断积累添加整理的结果。他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26]他的观点曾经被人们总结为大禹是条虫！在疑古者看来，上古三代的历史本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遥远的三皇五帝更是一个传说而已，那是后人对古史进行不断整理之后的结果。那么，无论是伏羲的画卦、黄帝的征伐还是大禹的治水，都不过是虚幻的传说而已。

顾颉刚先生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造就古史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郭沫若就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27]顾颉刚的这些观点极具冲击力，他对中华古史系统的冲击几乎是颠覆性的。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疑古思潮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疑古思潮的洗礼。比如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明显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大体上研究古史，应有其相当之限度，凡及年历、人物、制度、学术等等，过细推求，往往难得真相。”[28]同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也说：“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著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务成物，为一人一家之绩也。”[29]一些代表性的通史著作，在书写上古历史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中提到尧舜禹时说：“关于他们的传说，比黄帝以下诸帝更多些，真实性似乎也大些。”[30]我们应当注意到，他对尧舜禹传说真实性的判定用了“似乎”一词。

对“根在河洛”最大的冲击来自于考古学的发展。随着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大量考古成果不断涌现，而近代考古事业的发展对中原文化根源性的解构力甚至要大于疑古思潮，因为它的解构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近代上古考古的重要发现，一开始主要出现在黄河流域，比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这些考古文化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是华夏文明源地。但后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展开，重要的考古成果开始不断在各地出现。比如在长江流域先后出现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薛家岗文化、崧泽文化等，而在辽河流域也发现了红山文化等重要文化遗址。这些遗址之中，往往都有惊人的发现。比如在河姆渡文化发现了最早的船桨，最早的水井以及干阑式建筑。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都发现了大量稻作的痕迹。在良渚文化之中大量玉器的出土，不仅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宗教的观念，而且当地也很可能出现了国家的萌芽。红山文化的发现，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于塞外蛮荒的印象。

苏秉琦先生

于是人们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又开始形成了新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华文明是多源头的，是如满天星斗一样出现在华夏大地上。比如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不仅专列一章名为《满天星斗》，而且也还再次重复了他对红山女神像的赞美：“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31]类似这样的观点不在少数。当然，苏秉琦的观点似乎有点极端，不过一般人更多地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很多通史教材也往往如此叙述，使得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起源更加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了新时代人们关于上古历史的常识。

（二）“根在河洛”的重建

但是，在文化自觉的今天，“根在河洛”却也在不断得到重建。我们今天到了需要“走出疑古时代”的时候。近代疑古思潮疑古过甚之弊前人已经充分指出，但是我们对疑古思潮并不能简单否定。尤其是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就古史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古人历史书写的真相。虽然他的具体观点不无可商榷之处。顾颉刚先生在谈到清末今文经学的时候曾说道：“清代的今文家自己的建设固然不足取，但其对于古文家的骗局的破坏工作实是非常的精当，为讲汉代学术思想史的人所不该不取材的。”[32]其实，这句话倒是可以用于近代疑古思潮本身。疑古思潮的价值在于思想解放，而不在于具体的观点。疑古思潮的巨大破坏作用，扫除了我们研究古史的许多障碍，使得我们重新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古史成为可能。今天我们研究古史，不能忽视疑古思潮的存在。但是，人们常讲“不破不立”，破的目的在于立，疑古思潮破则有余，立则不足。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因怀疑过度，难免造成古史的空白。这一思潮的影响深远，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有关观点的约束。”[33]虽然，我们肯定近代疑古思潮的价值，但在具体的观点上，则是到了要“走出疑古”的时代。

李学勤先生

今天“根在河洛”的重建，就是建立在对疑古思潮再认识的基础之上。经历了疑古思潮的洗礼后，我们谈论“根在河洛”的时候，将会更加审慎，更加科学，将我们的论断建立在科学考证的基础之上。这将使我们对“根在河洛”的论断更加坚实可靠。

我们必须对上古史的传说进行重新的审视，绝对不能再简单地将传说当成信史。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从疑古简单地向信古回归。就如同，冯友兰先生在《古史辨》第六册《序言》中所说：“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其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的。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34]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拿传说当信史，不仅不能重建河洛文化的根源性，还将会贻笑大方。当下需要的不是“信古”，而是在经历了“疑古”之后的“释古”。

冯友兰先生

历史唯物主义是重建中华古史系统的基本方法。对中原文化根源性的重建必须是建立在对近代疑古思潮成果的充分吸收基础之上，剔除三皇五帝、河图洛书传说中荒诞不经的成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上古的传说进行重新的解读。虽然传说中有后人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是这些历史传说并非向壁虚构，传说的背后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也即人们常说的“史影”。比如黄帝的传说在中原一带广泛流传，新郑、新密等地都有黄帝曾在当地活动的传说，虽说我们不能直接拿传说当史实来用，但这些传说也都反映出许多丰富的信息。新密市刘砦镇境内的云岩宫，传说是黄帝讲武之所。当然在当地流传的许多传说故事未必可以信据，但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岩宫周围的确发现了好几处仰韶文化遗址。新近发现的新砦遗址也在距离云岩宫不远处。[35]这些都说明了河洛地区关于上古史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这些传说，都需要进行去伪存真的再度审视。今天综合运用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完全可以重建中华古史的统系。尤其是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更是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发掘的六大都邑遗址都在河洛地区的范围之内。[36]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考察疑古思潮，就会发现疑古思潮中的很多观点都经不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比如，关于黄帝，虽然传统典籍中关于黄帝的记载都不能被当成信史来看待，但今天我们来看黄帝，就不能仅把他当成一个传说。我们要看到传说背后有所谓历史的影子的存在！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人，可能他有虚幻的成分，但是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他是绝对真实的！现代考古学一般都将龙山文化与传世典籍中的黄帝时代相对应，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在证明着这一论断。

河南新密云岩宫景区

同样，传世文献之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也多有夸张。我们绝对无法相信大禹的时代，能够将天下的山川治理一遍。抛开古人因美好愿望而进行的夸张，我们就会发现大禹治水的实相。在龙山文化后期，的确出现了比较大范围的洪水。在平原之上，人们对洪水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龙山时代后期豫东平原文化明显倒退的原因。而在豫西丘陵山地，人们却不甘于听任洪水的摆布，人们组织起来与洪水进行了斗争。在与洪水斗争的过程中，人们的分工更为精细，人们的组织更为严密，首领的权威得到进一步确认。最终夏王朝在大禹治水的基础上得以诞生。而考古学也能够证实，龙山时代豫西地区文化进步的速度明显加快。

所以，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综合利用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重新建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史系统，从而强化河洛地区作为华夏文明文化源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全国各地史前考古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并不否认近代以来考古发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对我们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一些观念。对于这些考古成果，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必须对它们进行再认识。

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与“根在河洛”的重建并不冲突，并不矛盾，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建并不是对这些考古成果的简单否定。相反，这些考古成果，说明了中华文明在河洛地区的突破，是建立在一个广博的基础之上的。应当将这些考古发现与河洛地区的考古发现，纳入到一个整体的框架之中。中华文明在河洛地区的突破，并不是偶然的爆发，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积淀。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并不是要割裂史前时期河洛地区考古文化与各地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现代考古学已经证实，在史前时期，河洛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可能是绝对孤立的。无论是仰韶时期，还是龙山时期，以河洛地区中心的中原与周边地区之间存在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他们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共性。也的确在个别时期，个别方向上，周边地区的文化发展会有领先的情况发生。不过，由于河洛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这里往往成为文化交流的中心枢纽。正是各地文化向中原的汇集，才导致到龙山时代，河洛地区的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最终在河洛地区告别了蒙昧，进入到文明时代。

源是相对于流而言的。没有实现传承的文化，对于今天的中华文明而言，不具有根源性意义。相反周边地区的一些史前文化，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成为绝响，对后世的发展并不起多大作用。这些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纵然它可能一度很发达，也不能被看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比如上海地区的崧泽文化，也很发达。但是，它与今天的上海城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至少以目前的研究，人们还没有发现有实际性联系。那么崧泽文化对于我们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就是没有意义的。类似的还有红山文化。就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红山文化与今天的燕辽文化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么纵然红山文化一度很发达，也不能被看成中华文化的源头。同样的，河姆渡文化与今天的浙东文化之间，良渚文化与今天的杭州文化之间，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联系。他们对于探索华夏文明的起源，也意义不大。还有一些文化，或者融合到华夏文明之中，或者后来随着华夏文明由中原不断扩张而被迫向更远的方向迁移。他们也同样不能看成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在河洛地区则不一样，至少从前仰韶时代的裴李岗文化开始，河洛地区文化发展一直有着完整的链条。从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河洛地区的文化发展并不曾发生过中断。代表着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就是由中原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的。而洛阳王湾遗址的文化堆积，涵盖了从仰韶一直到南北朝四五千年。而这些考古发现，无疑是重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重要依据。

三、文明之光——河洛史前文化遗址

我们讲“根在河洛”与古人所讲肯定是不完全相同的，至少我们讲“根在河洛”的时候，获得了来自考古学的支撑。在河洛地区众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我们先民筚路蓝缕的脚步，展现了中华文明诞生时期的面貌。这里就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河洛地区史前文化遗址。

人类文明加速演进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事情，我们对河洛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介绍也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一）裴李岗文化

前仰韶时代河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考古文化是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发现于1977年，因为最早发现于新郑的裴李岗村而得名。[37]裴李岗文化距今八千多年，已经是典型的农业聚落。裴李岗文化不仅发现有房址，有夹砂红陶，有磨制石器和骨器，更为重要的是，裴李岗文化的石器已经不再像此前旧石器时代所发现的石球、石核、刮削器、砍砸器等与狩猎密切相关的工具，而是一整套农具，包括耕作和收割工具——石斧、石铲、石镰，粮食加工工具——石磨盘、石磨棒。说明裴李岗时期农业生产已经比较成熟。有证据显示当时人们所驯化的农作物首先是粟，也就是小米。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人们还发现有陶窑，这说明当时陶器的生产已经初具规模。陶器有杯、碗、盘、钵、壶、罐等器物。可见，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陶纺轮、骨针等文物的出土，证实了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纺织。从此，人们告别了仅靠兽皮、树皮、树叶等来遮盖身体的历史。

裴李岗文化的石碾盘

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也开始出现了家畜饲养。家畜的饲养是在狩猎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在狩猎的过程中，人们也会获得一些幼畜。在农业发生之前，这些吃不完的幼畜，往往被抛弃。有了农业以后，在为人们提供食物的同时，也为家畜的饲养提供了饲料，使得饲养家畜成为可能。据研究，中原地区最早驯化的动物是猪。猪是一种杂食性动物，对于农耕民族而言，很容易饲养，所以很早就进入人类的生活。猪对于古人而言非常重要，甚至猪一度是和人类生活在一起的，时至今日汉字“家”的构成，就是房子里面一头猪。裴李岗时代，人们驯养的还有狗、牛、羊、鹿、鸡等。裴李岗文化出土的陶猪头、陶羊头都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的发达。

农业的出现，对人类社会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所以也有学者将农业的出现称之为“农业革命”。农业使人们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了食物的生产者。耕种土地、饲养禽畜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来源，偶尔还有剩余。这种生产条件使人口可以较快增加，生活比较稳定，各种社会制度得以形成。这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经济革命。

在河洛地区，比较重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除新郑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地之外，还有孟津县的寨根遗址、妯娌遗址等。这两处遗址都是在小浪底水库建设过程中被发现的。

（二）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故被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十分广泛，东起山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南抵江汉平原。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当前在中国已发现五千多处仰韶文化的遗址。仰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就是彩陶，所谓“彩陶”，主要是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为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绘制各种图案，入窑经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陶器。所以仰韶文化也被人称为彩陶文化。

仰韶博物馆

目前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已经多达数千，在河洛地区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首先就是仰韶遗址了。1921年10月，瑞典学者安特生，中国学者袁复礼、陈德光等对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进行首次发掘，证实该处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依据考古惯例，以首次发现地命名为“仰韶文化”。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中国和美、英、日等国的考古专家进行考古调查，在仰韶村附近的班村，发现了几十斤数千年前的谷物，说明了仰韶时代农业的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如今在仰韶遗址已经建成一座仰韶文化博物馆，已于2011年面向公众开放。

其次，是三门峡陕县庙底沟遗址。庙底沟遗址总面积约36.2万平方米，庙底沟类型文化分布于陕西关中、山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的广大地区，陶器以红底黑花为特点，其纹饰、造型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彩陶作为古礼的象征，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代礼器，可以被看成为礼乐文明的滥觞。庙底沟文化可以分为一期和二期，庙底沟一期文化是仰韶文化最繁盛时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后来发展成河南龙山文化。该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在黄河流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为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38]

龙山文化的玉璋

再次，是郑州北郊大河村遗址。大河村遗址发现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距今5700-5000年。大河村遗址遗存可分为十期，分别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早期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在大河村遗址发现的尊、背壶和锅等陶器，显示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或屈家岭文化的交流关系。彩陶片上绘有各种天文图像如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日珥纹等，这一发现，对研究仰韶文化的农业和古代天文学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39]

复次，是郑州西山遗址。西山遗址是仰韶时代晚期的一处城堡遗址，遗址中明确发现了城墙的遗迹，现存城墙残长265米，宽3-5米，高1.75-2.5米，全部为版筑而成，还发现两座城门，整个城址面积达3.45万平方米。相比较以前所发现的史前城址，西山遗址的年代最早，它的发现将我国的建城史提前了近千年，因而也被称为“华夏第一城”。[40]

最后，洛阳王湾遗址。王湾遗址位于洛阳城西谷水镇王湾村涧河东南岸第一台地上。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发现该遗址，1959年秋、1960年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曾两次进行发掘。遗址包括新石器时代，以及周代、晋代、北朝诸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又可分为王湾一期（仰韶文化）、王湾二期（过渡期）、王湾三期（河南龙山文化）遗存。王湾遗址提供了研究由仰韶到龙山过渡期文化的资料，证实了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的承袭关系，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占有重要地位。[41]

（三）龙山时代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逐渐过渡到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市的龙山镇而被梁思永先生命名为龙山文化，它的时代约为距今5000年到4000年。在此后的考古发掘中，大量龙山文化的遗址被发现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河北等地。学者们大体将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等。所以，有学者指出，与其说是龙山文化，不如说龙山时代更为合适。[42]学者一般认为龙山时代的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华民族已经到了跨越文明门槛的前夕。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中原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东一带。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相当这个时期的遗存，发展为河洛地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放射性碳14同位素断代并经校正，约距今4600年到4000年。后来的偃师二里头文化便是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3]

龙山文化文物

河南龙山文化比较重要的遗址首先是登封王城岗遗址，位于中国河南省的登封市告成镇西北约0.5公里处的土岗上，是一处以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最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早期曾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个小城，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又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大型城址。据王城岗小城的最新碳14测年数据为公元前2107年，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时期，大体相当于传世文献记载的大禹治水末期。[44]

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郑州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西部，是一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址。新砦遗址发现于1979年，后来1999年、2000年、2002年曾多次对新砦遗址进行发掘。已初步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的大型城址。城址平面基本为长方形，东墙残长160米，北墙长924米，西墙长470米。北墙以外220米有一条人工与自然冲沟相结合而成的壕沟，为外壕，东西长1500米，南北宽6—14米，深3—4米。城址的西南部地势较高设有内壕，现存西、北和东三面内壕。北内壕东西长约300米，东、西内壕的南部均遭破坏，长度不明。另外，在城址中心区中央偏北处坐落一座东西长92.6米、南北宽14.5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已经清理出部分夯筑墙体、柱洞、红烧土和活动面等重要遗迹。新砦城址内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做工精美。不仅有制作精美的陶器如子母口瓮、簋形豆、双腹豆、猪首形盖钮等，还出土有玉凿、红铜容器等高规格遗物以及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纹饰相类似的兽面纹、雕刻精细的夔龙纹等，反映出这一遗址的都邑性质。[45]

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有学者推测，新砦遗址极有可能是中国考古界苦苦寻找多年的夏代开国之君夏启的都城。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判定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华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班固：《汉书·五行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15页。

[2] 《尚书注疏》卷十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9页。

[3] 《尚书注疏》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4]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1页。

[5]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9页。

[6] 《礼记注疏》卷二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07页。

[7]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九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4页。

[8] 《竹书统笺》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五杂俎》卷九。

[10] 《粤闽巡视纪略》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礼记注疏》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51页。

[12] 《尚书注疏》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页。

[13] 《尚书日记》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左传注疏》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3页。

[15] 《周易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16] 《庄子·秋水》。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第三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67页。

[17] 《周易注疏》卷十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18] 沈约：《宋书》卷二十七《符瑞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0页。

[19] 《周易注疏》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

[20] 魏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1页。

[21] 钟肇鹏：《谶纬论略·谶纬篇目及纬书解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2] 《易篡言外翼》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79页。

[24] 脱脱：《宋史》卷二百八十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545页。

[25] 《论语注疏》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0页。

[26]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第52页，上海书店据朴社1933年版影印。

[27]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9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8] 钱穆：《国史大纲》，第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9] 柳诒征撰、蔡尚思导读：《中国文化史》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2]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第75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33]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自序第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4] 罗根泽编：《古史辨》（第六册）第1页，上海书店据开明书店1938年影印版。

[3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

[36] 我们所讲的河洛地区，并不与今天洛阳市的行政区划等同。河洛地区指的是以河洛交汇处为中心的整个河南省的中西部地区。当然，由于河洛地区是一个文化概念，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大约就是以河洛交汇处为中心的方圆千里之地。就今天的行政区划而言，大体包括洛阳、三门峡两市的全部，郑州、许昌、平顶山、漯河、南阳、焦作的部分地区，晋南的一部分地区也应该被看成是河洛地区的范围。

[37] 李友谋、薛文灿：《裴李岗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

[39] 郑州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40] 张玉石：《中原大地第一城：郑州西山古城发掘记》，《大众考古》2016年第5期。

[41]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2]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

[43] 当然很多人对“中原龙山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的命名并不认可，这里只是为了表述方便而暂且从众。

[4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市王城岗遗址2002、2004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9期。杨肇清：《略论登封王城岗遗址大城与小城的关系及其性质》，《中原文物》2005年第2期。

[45] 赵春青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