邕州周边的古代道路与最早的县城

南宁建制于东晋大兴元年（318年），始称晋兴郡，以年号为名，意喻晋朝兴旺。时值“永嘉之乱”后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司马懿曾孙）率领士族缙绅和庶民百姓“衣冠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新建晋兴郡，郡治晋兴县即为政权初定，开疆新辟郡县的结果。起名“晋兴”则有吉祥寓意及以朝代年号为名。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将晋兴县改为宣化县，宣化意即“宣扬教化”，这是一种对边疆地区的吉祥怀柔的命名，反应了统治阶级的一种愿望（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 广西卷： 宣化县 “人性轻悍，宣扬敦化，以平其陋也” ）。唐武德四年 (621年) ，唐平萧铣，一统天下后广置郡县，于原晋兴郡郡治宣化县置“南晋州”（因北方已有晋兴郡存在，因此改名“南晋” ）。

唐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州名以山川为名”，又将南晋州改为邕州，“因州西南邕溪水得名”（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七）。这是邕州得名之始。

南宁有溪，溪曰邕溪。邕州因之而来。邕溪是南宁的母亲河。据《太平环宇记》:“邕溪，出县北高峰岭东南流，经马退山，至高井二塘，名茆桥江，挟沙江水，南流至白石嘴，又挟南湖水，至通济崩桥，入竹排冲，注于郁（鬰）。”

南宁是一个典型的盆地地形，北面是大明山山脉延伸下来的高峰山脉，邕溪水源出高峰山岭，向南蜿蜒流入 南宁盆地，汇入东西向贯穿南宁盆地的鬰[yù]水（郁江，后称邕江）。邕溪和鬰水一起滋润了南宁这座城市，成为城市的母亲河。

“邕”字形象地说明了邕州的地理环境，四面皆为溪水江水环绕。东汉《说文解字》对于“邕”字是这样解释的：“邕，四方有水，自邕（壅）城池者，从川从邑。”就是说，城邑四方有水环绕，壅土为城，谓之邕。《读史方舆纪要》也说：邕州，“四方俱水而中高曰邕，有邕溪水流经其下”。邕字即为溪水环绕城邑。溪水绕城而被称为“邕溪”，而后城邑又因邕溪得名“邕州”。

“邕溪水”并非邕江，邕江自古称为鬰（后简称为郁）江，郁江是指从南宁至桂平的这一段河道。大约清代以后，南宁附近的河道才被称为邕江。邕江因南宁曾称为邕州城而得名。

竹排冲上游称茅桥江，邕溪的上游现称沙江，沙江和茅桥江于白石咀处汇合，而后邕溪又分流成两条溪流，一条沿葛麻岭下来（又叫清水湾）沿今民族大道过中山路在临胜街处出邕江，另一条流经现在的南湖在津头出邕江。

唐代邕州城就选择修建在这两条邕溪汇入鬰（郁）江的水嘴，鬰（郁）江北岸高地处，溪水和江水合抱，形成天然的屏障，也是“邕溪”、“邕州”的邕字得名之由。

唐景云年间（710—711年）， 为防止邕江洪水倒灌和其上游来的洪水，邕州司马吕仁率民众于邕溪水出口处修筑大堤，又在埌边村附近的邕溪水河段修筑拦水堤，把其上游河水引向南边的竹排冲，排入邕江。筑堤围起来的这一段邕溪水河段就发展成现在的南湖。 《旧唐志》记载：“郁江，自蛮境七源州流出，常为州民患。景云中，州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民皆夹水而居。”

透过地理看历史，正是南宁所处的岭南西部的盆地地形。界临交趾（越南）和西南夷（云南和广西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左右江汇合位置，决定了南宁的历史发展和走向。

故宫博物院陈列有一个特殊的屏风，这就是清代乾隆时期的紫檀木边架漆地嵌象牙广西府州图围屏，其中一屏描述南宁府的内容为：南宁府，唐开五管（即唐代岭南五管经略府），旧为邕州，至泰定（即元朝泰定年间）初改南宁，内制广源（指左右江少数民族聚居区），外控交趾（今越南），万山环峙，积翠参天，亘数百里，势若星拱。宋代名臣崔与之：“邕为五管雄，地控西南域”， 《宋史全文》：“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 南宁古籍记载：“宣化县（即南宁），外控广源，内接溪峒，前樽铜柱，想文渊（马援）昔日雄风，北锁昆仑，见武襄（狄青）当年伟伐，背枕泰青，溪流分派，江水朝宗，商贾辐辏，舳舻相望。南瞻五象，北顾昆仑，西溯合江，东回邕水。其形势，其险阨，今犹昔也。”区位优势造就了南宁的历史，同时造就了今日之南宁。

高峰古道、马援故道（交趾道）、右江邕州道（牂牁道）、邕宾昆仑道、鬰（郁）水道，正是这几条古代的交通要道决定了邕州（南宁）城市建立的位置，而邕州（南宁）城市位置的确立，也确定了周边最初的几个县份的位置，这些最早设立的县城，必然位于邕州（南宁）对外交通的古道上，基本上都在80到100里范围内。沧海桑田，随着人们交通方式的变化，邕州（南宁）周边也形成了很多新的交通要道和新的县城区域。这些最初的古道和县城也历经浮沉，逐渐泯然。

一、高峰古道，晋兴县

自古以来，有一条自北向南穿越大明山，而后又穿越高峰山脉，顺着邕溪水直达鬱水岸边的古道，这就是高峰古道。

广西博物馆陈列有近现代从邕江水下捞出的战国时期青铜矛、青铜箭矢、青铜匕首等物，类似青铜兵器武鸣地区战国墓也有出土，而且这些兵器数量颇多，应该是当时有过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军队行军。武鸣马头镇还出土了商代兽面纹提梁铜卣，上面的夔龙纹清晰的表明这是一件来自中原地区的典型商代器皿。战国时期（或之前）中原汉人或文化即已经南下到达大明山一带。同时也间接说明了战国时期大明山周边（武鸣地区）通往邕江岸边（今南宁市区）的高峰古道就已经存在，这也是南宁周边最早的古道，是中原文化向南浸透和影响下形成的古道，形成早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大军出征岭南地区。

这条古道也是未修筑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之前，中原腹地南下通往岭南鬱（郁）水上游地区（左右江和南宁地区），最短最直接的路径。

高峰古道向北连接翻越大明山的镆铘古道。《广西通志》载：“莫邪关，（上林）县南二十里莫邪山（即大明山）上，宋置”。宋代诗人、曾三知邕州的陶弼作有诗《莫铘关》：“三任边州六往还，此时才入莫铘关。访僧莫道无闲事，手指青天口说山。”莫铘关即指大明山镆铘古道上的黎口隘，大明山古时又称为镆铘山。陶弼的诗说明此道在唐宋时期仍是官道，官员由中原来邕赴任亦走此道，这是中原南下岭南，然后由桂州至邕州的最快最短距离的陆路驿道。

宋朝时，由于北方传统养马区国土沦陷，战马紧缺，朝廷于邕州设买马司，通过邕州横山寨（今田东平马镇）购买的大理等国的马匹，谓之“广马”，由马纲押运从邕州出发，通过高峰古道，翻越大明山，源源不断的向北运往中原腹地。因此这条古道也是古时的一条货运、贸易交通要道。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唐代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开凿了相思埭[dài] 古运河（又称桂柳古运河）沟通了桂北和桂中地区水系。从上林的明亮镇跨过黎口隘，通过镆铘古道，就能翻越桂中横跨的大明山脉进入到武鸣的马头镇，这个陆路通道一边是桂中的清水江、红水河、柳江流域，一边是武鸣河、左右江、邕江流域，它沟通了两大水系，是桂中桂西两个区域中间的一个陆桥。

武鸣区马头镇是翻越大明山的镆铘古道下来连接到暮定河直通武鸣河的一个节点，马头即原来的码头。这里也是高峰古道连通镆铘古道继续北上的节点。唐武德四年（622年）在这个关键位置设置止戈县。

止戈县，唐武德四年（622年）置，治今南宁市武鸣区马头镇卢陆屯。属澄州。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废入上林县。止戈县名源于成语“止戈为武”，意思是“武”字是“止戈”两字合成的，所以要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后也指不用武力而使对方屈服，才是真正的武功。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以年号“武德”的武字拆分为县名，意喻此地“停止干戈”，含有统治阶级对地方的吉祥怀柔之意。

高峰山脉位于南宁盆地的北部，是整个南宁的北面屏障，其中最高的两座山峰是六怀山（海拔477.8米）与高峰岭（海拔437.6米），位于其间的山坳就是高峰隘，高峰古道蜿蜒穿越在高峰山岭中。穿过高峰隘的这一段尤其险峻。

《大清一统志》记载：“高峰岭，在县（宣化县，即今南宁市）北六十五里，高二百余丈，周十五里，北接武缘（武鸣）界，山峻而险。”《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北界武缘，山峰陡峻，路径崎岖。康熙间，思南协守副将王三华，捐俸募匠修平，行旅称便”。《武鸣县志》记载：“昔高峰峰南为宣化界道南方要路，高二百余丈，周围十五里，山峰陡峻，路径崎岖。清康熙间，思南协守副将王三华捐俸修平，行旅称便。至民国三年耀武上将军陆公（陆荣廷）复大兴修筑路，遂宽平。”

据民国《广西建设特刊》记载：“邕武路，广西公路之建筑，以此路为最先。于民国四年（1915年）由广西都督陆荣廷派遣陆军工兵营往筑，至民国八年（1919年）始全线通车，公路沿原高峰古驿道线路，起于南宁北门外（今南宁市人民公园望仙坡下），经二塘、三塘、大小高峰隘、米花坪、腾翔、双桥，而达武鸣县城，长一百二十旧驿里（四十公里），为邕百（南宁至百色）路起点, 是广西和南宁最早建成的公路。”

民国《邕宁县志》记载，清代的塘汛制度，改过去的驿站递铺为塘，防守与通信合一。其中南宁北至武缘县（今武鸣区）驿路设：北门头塘（即旧南宁城北门外望仙坡下）、佛子二塘（今二塘坡）、三桥么【yāo】塘（“么塘”即小塘，半塘的意思，即今邕武路学校处）、渌口三塘（今高峰森林公园大门外，“渌口”即山隘口）。 至今部分地名仍存。

“高峰隘前路段之挖凿，由邕宁（南宁）赴武鸣之高峰隘前路段，因斜坡太大，时虞危险。二十三年冬，路局将路段挖深，以减少坡度及危险，为南宁至百色干线首段，为通云贵两省之干道，行车之盛，概可想见。故于开工时，邕宁（南宁）汽车驶至开工近处，乘客一律下车，步行过山，由武鸣车接送赴武，以利交通。”

高峰岭不仅是一道屏障，也只有一条邕武路可行车，隘口更是一个重要的关卡。实际上，在修路之前，高峰岭也是兵防重地。《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九十五·思恩府·山川·暗山”中就有记载，侬智高在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起兵反宋时，曾在此高峰岭林中驻扎精兵，修建工事。明朝时期，高峰岭也都建有营堡工事，派有士兵把守。

高峰古道上最重要的关口就是高峰隘（俗称“大高峰” ）。一般认为高峰隘是陆荣廷修建广西第一条公路邕武公路时开凿，实际上高峰隘口是地壳运动天然形成，自古以来都存在的。陆荣廷派工兵营和民工修筑邕武公路时，只是凿宽凿深了隘口，降低坡度铺平路面。

明代武缘（今武鸣）县令邓体静作有诗《高峰歌》：

高峰之高高倚天，陡崖纡径云中连。

郁樛万木自葱芊，交藤络石相纠缠。

黄茆青荻夹道边，妖狐孽虎恣游眠。

我来暗桥心悚悁，昼阴如雨失青天。

时有群鸟鸣树巅，石齿出路马难前。

涧流汨汨沸笙弦，午餐山寨暂息肩。

咨诹父老咸云然，边氓病痛此最煎。

我思不获谁之愆，乃命工师鸠庶獧。

砺斧淬铚各奋坚，芟除攘剔尽弘挻。

凿石通泉群力胼，仙飙十月回轻烟。

介然道路入云巅，恶木斯拔山花妍。

行可尽日马可骈，凶徒敛影如扼咽。

从此往来少戈鋋，嗟我力小才戋戋。

愿得薰风被四埏，务农息斗无索钱。

刀剑为牛耒为弰，使我解带日食恒。

出生于南宁的清代岭南著名诗人黎简著有诗《高峰隘》：

高峰双壁路， 一线袅悬空。

马歇嘶云表，人来出石中。　

田青四月雨， 天黑八蛮风。

莫自悲行役，春天搅断蓬。

清代宋庆和作《高峰隘纪》：“武缘（今武鸣）十有九隘，皆崎岖不可行，其婉蜒重复且四五十里，惟高峰最险。”　

高峰隘和昆仑关一起，成为了拱卫南宁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隘口。1939年日寇为了切断中南半岛通往中国的物资线路，派兵在钦州湾登录，北上占领南宁，切断了这一条国际运输线，随后中国军队为了夺回南宁，爆发了昆仑关大战。邕武公路连通南宁通往中南半岛越南的邕龙公路，向北则沟通云贵川，是通往战时陪都重庆的一段，高峰隘作为邕武公路的最重要关隘口，这里也同样爆发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武器和战术的落后，国军将士死伤者众，几千名士兵为保家卫国牺牲于此，这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战后腾翔村民收拾了战场上的遗骨，草草埋葬于村边的一个果园中，令人唏嘘。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高峰隘这里还诞生了一道本地特色美食——界牌柠檬鸭。由于当时修建公路，每天有大批民工聚居，甘家便在路边支起小店，随着道路开通，往云贵两省的运输车辆和人流不断增多，甘家柠檬鸭店便应运而生，遂成南宁美食。

还有传闻柠檬鸭于陆荣廷有关。在邕武路修路进行时，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检查情况，在邕宁县与武鸣县交界的界牌亭小息，见亭破败，随嘱修茸，村民感激，农户宰杀土鸭（界牌水塘鸭）招待，用自家腌制的柠檬、酸辣椒、蒜头、生姜等烹饪，酸辣爽口，香而不腻，陆荣廷大加赞赏，于是盛传。界牌柠檬鸭飘香至今。

晋兴县，唐武德五年 （622年）置，属南晋州。治所在今南宁市武鸣区双桥镇板苏村（葛阳圩苏宫村板苏屯）（离武鸣三十里，离南宁六十里）。贞观八年（634年） 属邕州。北宋开宝五年 （972年）改为乐昌县。以南宁初始建制之名“晋兴”作为县名，足以看出这条邕州北向的高峰古道作为最重要的通道，于古道上设置除了郡治县（宣化县）之外的首县。宋景祐二年（1035年）武缘县治所移至板苏村。明洪武元年（1368年）武缘县治所又由板苏村移至城厢镇（今武鸣城区）。由于高峰古道的逐渐落寞，最初的晋兴县（后改名乐昌县，曾作为武缘县县治）也成了一个普通村屯。没有了当年的风光，也早已看不出昔日的痕迹。只是当地村民口述早些年还祭祀有城隍庙。村里的城隍庙，这应该就是县治的遗存了吧。

高峰古道沟通了南宁盆地和武鸣盆地。武鸣区位于高峰山脉的北部武鸣盆地，自唐武德年间在邕州（南宁）对外交通的古道上设立了几个县城之后（晋兴县、止戈县、朗宁县），宋代延续唐制，在原县城位置基础上改名，其中晋兴县改名为乐昌县（乡），朗宁县改名为永宁县（乡），止戈县（乡）保留原名，加上新设的靖安坊（今武鸣城厢镇、里建），形成了一坊三乡的格局。武缘县县治由伶俐圩搬至葛阳圩苏宫村板苏屯（即原来晋兴县县治）。明清延续宋制，今武鸣地区仍用靖安坊、乐昌乡、止戈乡、永宁乡一坊三乡十六图的片区划分。武缘县县置再由葛阳圩苏宫村板苏屯搬至城厢镇。直至民国初年陆荣廷将武缘县更名为武鸣府。基本上形成了今日武鸣区的格局。

这条穿越高峰山脉北上中原腹地的高峰古道由于实在过于艰险，唐宋以后逐渐被邕州（南宁）东北向的邕宾昆仑古道替代，高峰古道遂成为了邕州（南宁）通往武缘（武鸣）的一个区域通道，直到民国初年修建邕武公路后重要性又增加起来。如今随着都南高速和武鸣城市大道等道路的通车，邕武旧路停留在市民中印象就剩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树影，崎岖盘旋的盘山道，和美味的柠檬鸭了。

二、马援故道（交趾道），如和县

东汉初年，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年），交趾（今越南）征侧、征贰姊妹因太守苏定为政贪暴，连结九真、日南、合浦诸郡叛乱，自立为王，交州形势危急。朝廷遂以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 “随山刊道千余里”，大败征氏。这条横跨中越的山道，后世称之为“马援故道”，又称“交趾道”。是见诸史载的第一条邕交间陆路交通路线。

一般文献记载马援出兵交趾走“北流江—南流江—合浦—北部湾海岸线—越南海防—交趾城”这一条出海线路，实际上马援率军出兵交趾兵分两路，海路和陆路同时进发，陆路即邕交之间的古道，后称为“马援故道”（领军之将为马援，因此首次记载入册的新辟道路均以马援之名）。马援得胜后军队凯旋顺江而下，因此鬱（郁）水沿岸建有很多祭祀马援的伏波庙（马援被称为“伏波将军”），和关于马援的故事传说。后世隋朝大将刘方征交趾，唐末名将高骈【pián】率军平叛等等，有文献记载的中原政权派大军南下交趾的行动，很多都分为海路陆路两路并进的方式。

这条“马援故道”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朔左江而上的左江线路。左江虽然由越南北部直接连接郁水通西江，但上游地区水浅滩多，千般环绕朔溪逆行不便。最主要原因是左江所通的越南北部山区“千山盘礴，万派萦回，重峰恶瘴，统号险难”。远不如邕交陆路通道。邕州西南沿扈水江（良凤江）到如和县，然后沿今苏圩—罗白平原进入明江河谷（瀼州），再进入明江支流思陵江河谷（思陵州），抵达禄州（今越南谅山市东面辨强隘附近），过西平州、永平寨后即进入红河平原，往南便是一马平川，可达交趾郡城（今越南河内）。

由今苏圩、罗白平原西南行，翻越四方岭西部低矮余脉进入明江谷地。首先，该线路北段地势低缓平坦，南段至四方岭北侧为喀斯特发育形成的广阔溶蚀平原。就地形地势而言，该线路具备大规模行军和设立驿站的自然条件。

唐代以前，史书对于中越交通线路的走向记载较粗略，唐宋及以后则逐步清晰。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隋仁寿二年（602年），交州俚帅李佛子作乱，朝廷令钦州刺史宁长真“以步骑万余出越裳”，辅佐交州道行军总管刘方前往讨伐，刘方于是重开此路，置镇守 。史书将此次征讨交州的行军路线称为“刘方道”。《旧唐书》记载：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桂州总管、清平公李弘节派遣钦州首领宁师京（宁长真后人）沿隋朝刘方开至交趾的故道，开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瀼水（明江）河畔置瀼州。从邕州至交州，因道主要通行于明江（瀼水）河谷，后世称为“明江道”。东汉的”马援故道”与隋朝”刘方道”、唐代”明江道”虽名为三道，实际上是同一路线不同时期的名称。

《新唐书·西原蛮》记载唐代元和年间（806年 - 820年）和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监察御史杜周士自邕州出使安南，往返均从邕交之间的驿道，这条驿路已是唐代官员来往于安南都护府（交州）和中原内地的重要通道。

蔡京于咸通三年（862年）任邕州刺史，赴任时作诗《假节邕交道由吴溪》：“停桡横水中，举目孤烟外。借问吴溪人，谁家有山卖。”唐代时官员即以“邕交道”作为邕州所管辖区域代称，可以看出邕州至交趾的区域通道的重要性（“道”在这里指区域、片区，如“岭南道”，不是指普通驿道，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分天下为十道，岭南道为其中之一）。

唐宣宗李忱颁《遣宋涯宣慰安南邕管敕》，派御史中丞宋涯出任安南、邕管等道宣慰使。以汉代司马相如出使为例，“昔司马相如奉汉廷之命，通西南夷路，飞檄晓谕，不劳师征……安南邕管，皆吾藩方，虽远朝廷，咸遵法理。”可看出朝廷对安南（安南都护府，即交趾）及邕管（邕州管辖范围内的左右江地区）边疆地区的担忧和重视，自然也把安南和邕管地区视为一个大唐疆域范围内的整体。

正是因为看到邕州位置的重要性，蔡京更是奏请岭南分道而治。咸通三年（862年），唐懿宗下召《分岭南为东西道敕》：岭南道分为东西两道，岭南东道治所广州，岭南西道治所邕州。岭南分东西道而治，是历史上两广分为东西的开始。邕州成为了岭南西道治所，也是第一次成为相当于现在省级的区域管理所在。蔡京亦成为首任岭南西道节度使。

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记载：“交趾路。自州 （邕州） 西南陆行， 取马援路至瀼州，二百七十里。又二百四里至禄州，又二百里至交州。天宝以陆行凡二十驿。一说南渡郁江西南行，经羁縻五州至交州，约六百里。”可见这一陆路通道在唐代即已经成为官方驿道，沿途共设置二十驿。符合三十里设一驿站的设置。而且这条道也是邕州至交州的最近的陆路通道，同时部分路段“可水陆并行”，便于大规模行军。

由邕州沿扈水江（良凤江）西南行，至如和县，陆路继续西南向前行，二百七十里抵达明江流域的瀼州 ，再从瀼州西南行, 经二百四里可至禄州，出了禄州再一日程即入西平州，沿途经过上思、瀼、思明、思陵、禄及西平六个羁縻州后，最终到达交州治所交趾城，整个行程大概在半月左右。马援故道与高峰古道，这两条比邕州城建城还要早的古道，决定了邕州（南宁）建城于鬱（郁）水边的位置，岭南以西最重要的鬱（郁）水通道上，东晋统治者根据古道的交通位置确定于邕溪环绕的鬱（郁）水北岸台地上建晋兴郡，这就是南宁建制的伊始。古道的位置决定了城池的位置。

南宁在东晋建晋兴郡之前已成聚落。在马援故道扈水江（水塘江）和鬱（郁）水交汇处的台地上（今南宁市江南区白沙半岛），出现了最早的村落民居，史料记载在今白沙雷庙周边。雷庙，位于今白沙大道旁的一高坡处。据民国《邕宁县志》载：在城南平南村（今亭子、白沙二村），建自隋唐前，为古邕州旧址（误，古邕州旧址在江北）。

邕州到交州的交趾道开通后，方便了中原以及岭南与红河三角洲（今越南北部）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商贾通畅，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输出到中南半岛地区。但是史书上记载发生在这条古道上的更多的是出兵伐谋，征战不断，尤其是唐宋时期。

唐开元十年（722年），宦官大将杨思勖[xù] 在岭南地区招募了十万士兵，领兵沿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当年故道（即交趾道）出奇兵征讨安南反叛者梅叔鸾（梅玄成）。

《资治通鉴》记载：咸通四年（863年），南诏（云南地区的小国）攻破交趾城，唐军退守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兵6万围攻邕州城。天平军小校（一个官阶较低的校尉）率兵300人缒城而出， 烧杀南诏兵营，杀死500多人。南诏兵退，次年又再次围攻邕州。

咸通六年（865年）五月，唐末大将高骈[pián]领兵至邕州，率五千士兵渡江（郁水、后称邕江），打败林邑兵（南诏组织的林邑部队），进攻南诏龙州屯，蛮酋逃走。咸通七年（866年）六月，髙骈率大军到达交州，大破南诏军，斩酋迁、脆些、诺眉，献上首级三万，平定安南。

宋代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交趾郡大将黎桓发动兵变，太宗乃发兰州团练使孙全兴、八作使张璿、左监门卫将军崔亮为陆路兵马部署，自邕州路入交州。水陆并进，破敌斩首。次年，在白藤江大败敌军，斩首千余级，获战舰二百艘，甲胄以万计。转运使侯仁宝率前军长驱直入。黎桓诈降，侯仁宝受骗以身殉国，太宗遂班师。交趾自此逐步独立。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交趾黎氏内讧。朝廷命邵晔为交趾安抚信使，至岭表，致书黎氏兄弟，晓以朝廷威德，谕即停战否则将兴师问罪。黎氏称臣纳贡。邵晔回朝献上《邕州至交州水陆路》。（说明在北宋时即已测绘了今天的广西南宁市到越南中部一带的水路和陆路交通图、地形图等多幅地图。）可惜宋真宗认为：“交州瘴疠，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且祖宗开疆广大若此，当慎守而已，何必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交趾自宋代完全独立，而后明朝短暂控制，后又放弃。）邕州知州萧注一针见血地指出：“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果不其然，多年后就发生了交趾入侵，宋朝反击的宋越熙宁之战。

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交趾大军10万兵分两路入侵宋境，最终合兵围困邕州城，其中不乏有大象兵。邕州知府苏缄率众坚守42天后城破殉国，邕州城惨遭屠城。熙宁九年（1076年），交趾占邕州并屠城后，大宋朝野震动。宋神宗发《讨交趾敕谕》，成立了安南道行营马步军都总管本道经略招讨司，以郭逵为正使，赵卨为副。宋军集军30万沿邕交道进入交趾。富良江之战中大败交趾军，击杀数千。李朝洪真太子和昭文王子战死，左郎将阮根被俘。交趾君主李乾德奉表求和。

明朝后由于禄州和西平州被安南（安南都护府的简称，即“交趾”）侵占，邕交通道被阻断，而经凭祥州进入广西的左江“明清贡道”崛起。存在了数百年的“马援故道（交趾道）”逐渐沉寂。

民国期间修建的邕龙公路（南宁至龙州，后来的G322国道南宁至龙州段），就是按照古驿道的走向修建的。据《扶绥县志》记载，民国时期修筑邕龙公路之前，在这条线路上已存在一条人马通道。可知在现代公路修筑之前，该线路就具备南北交通的基本条件。G322国道南宁（邕州）—吴圩—苏圩（如和县）—宁明县海渊镇（瀼州），这一段是在民国修建的邕龙公路的基础上建设，按照马援故道（交趾道）的走向，主要通过苏圩—罗白平原，沿途较为平坦。

1939年，日寇于钦州湾登录北上侵占南宁，就是为了切断邕龙公路这条中南半岛通往中国内地的物资运输线，实现其包围中国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的目的。沿线军民也与日寇展开了可歌可泣的保家卫国战争（比较出名的有188师东门阻击战，为了阻击抵达镇南关的日军沿邕龙公路回援昆仑关被困之敌而爆发的战斗）。这条大西南的运输线重要性不言而喻。

唐武德五年（622年），在马援故道（交趾道）上置如和县，如和县在邕州西南，扈水江（乌水江）船行河道的尽头，水路和陆路驿道的中点，以县西南四十里如和山为名（《元和志》卷38如和县），初属钦州，景云二年（711年）属邕州。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废。明朝曾在此设迁隆寨巡检司，清朝沿用，民国设迁隆区署，今为苏圩镇。如和县这里除了是马援故道（交趾道）的一个中间节点外，也是邕州通往上思州、钦州的分岔路口，因此位置十分重要。如和县是邕州周边最早设立的县份之一。

发源于如和县，蜿蜒向东北流，在邕州城南边注入郁水（邕江）的扈[hù]水江（乌水江）又因如和县县名得名“如和水”， 如今称为良凤江（又名凤凰江），下游靠近邕江出水口段又称水塘江。扈水江是古代如和县通往邕州的交通道，是邕州通往交趾的马援故道（交趾道）的其中一段；也是扈水江连通郁水的水道，古时舟辑帆舸，樯橹并连，河道上好不热闹。明清后随着左江航道的兴起才逐渐沉寂（古时基本没有什么灌溉水利，溪河水的流量、河面宽度都比现在大很多，如今良凤江早已不具备通航条件）。

良凤江的下游水塘江龟背桥旁、江南客运站对面山岭上有一个明代的烽火台遗址，因烽火台又称“烟墩”，因此这个山岭叫烟墩岭。烟墩岭所处的位置位于当时南宁城南十里，水塘江（良凤江）边，属于城防外围的南端。北宋交趾入侵宋境进攻邕州就是沿扈水（良凤江、水塘江）顺流而下，与侵占钦廉两州的交趾军汇合围攻邕城。因此在邕州城南的扈水（良凤江、水塘江）边山岭上设置烽火台作为警戒城南来犯之敌在当时十分必要。明代又延续宋代的防置，设立了此处烽火台。烟墩岭烽火台成了马援故道（交趾道）的见证实物之一，这也是南宁地区保存最完好的烽火台遗址。

三、右江邕州道（牂牁道），朗宁县

宋代西安碑林《禹迹图》碑刻，是刘豫称齐帝时（即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或公元1136年）所立，保存至今已有885年之久。石碑现由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保存。图上详细记载了各地主要河流和州郡名。其中图中关于岭南鬱（郁）水流向和沿线州郡有详细的记载。该图也清晰地表明至宋代及以前，古人认为的郁水上游均为右江，右江航道也是唐宋及以前朝代郁江上游最主要的通航水道，亦即是西南云贵川通往岭南地区的主要水道。

鬱[yù]（后简化为郁字）水，汉、魏、南北朝时期之郁水，指今广西之右江、郁江、浔江及广东之西江。古时江特指长江，河特指黄河，其他河流均称为水。《汉书·地理志》 广郁县： “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过郡四，行四千三十里。” 镡封县： “温水东至广郁入郁，过郡二，行五百六十里。”豚水即今西江西源之北盘江，温水即今西江东源之南盘江。二江与右江不相连，古人不明而误。南朝以后，郁水下游兼称西江。唐宋以后，郁水多以左江为上源，明清时则左、右两江为上源，合流后始称郁江。

《山海经·海内东经》卷十三：“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qú]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山海经》据考证成书于秦汉时期的一部上古名著，里面有许多关于山川地理的介绍。其中海内东经关于郁水的词条有以上两句。“郁水出象郡”，“ 郁水出湘陵”，郁水源出的描述不一致，其实也不冲突，因为所描述的概念不一样。第一句指郁水上游是左右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兵南下岭南并分南海、桂林、象三郡，左右江及其上游地区即属于象郡，因此，“郁水出象郡”。当时岭南地区刚并入中原版图，山川河流尚未细分，可以说汇入郁水的水流皆称为“郁水”，代指整个郁水流域（所以才有后来“桂林郡”改称“郁林郡”，“林”即古骆越语河流、河水的意思），今天西江的支流桂江上游漓江即可称为郁水，因此有“ 郁水出湘陵”，也有指郁水流域在湘陵以南的意思。“郁水”指五岭以南地区，“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是指这几个部落方国在岭南地区，而不是专指位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郁江南岸。

郁水的流向决定了这是一条沟通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的天然航线。郁江的主要支流红水河，上游是南盘江，红水河的流域更广，水量更大，但由于红水河流域落差太大，水流湍急，古时基本不具备全线通航的条件。因此，南盘江转至驮娘江，然后顺流而下右江，进入郁江是古时西南地区与岭南地区交通的主要线路。

唐代贞观十三年（639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 [zāng kē]（汉代在今黔东南设的古郡，后代指这一片区域）开道，经西赵（贵州遵义至都匀一带），出邕州，以通交、桂” 。牂牁道沟通广西与云、贵及至安南（即越南）的交通要道。此外，一些重要的道路上均设有驿站，有利于官商往来，贩运货物。据《唐会要》记载，邕州至善阐府（今云南昆明）水路共 47 日程，再经 11 日程可到阳苴[xié]咩城（今云南大理） 。牂牁道的开通，是这条古道第一次有记载的成为官方驿道。

横山寨（今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百银古城遗址）始建于宋开宝四年（971年），是右江邕州道（牂牁道）上重要节点，因隆起的山岭横亘在右江河谷平原上而得名。所谓寨者，屯兵之所也，是宋代设置的军事单位，广南西路边疆五大古寨之一（横山寨、太平寨、迁隆寨、永平寨、古万寨）。横山寨就像一个钉子楔入右江河谷口狭地，背靠邕州，倚右江横山天险，面朝右江河谷平原，西出则为诸藩，东进则为邕州，横山寨成为西南的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宋“广南西路”边疆防御以邕州为中心，右江的横山寨和左江的太平寨（崇左市江州区太平古城）是邕州延伸往左右两江流域，管控各羁縻州县、防御外敌的两支犄角，军事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代邕州至大理国的交通线，以横山寨为枢纽，并由唐代的一条干线发展为三条主线：一是由横山寨经归乐州（今广西百色北）、泗城州(今广西凌云西南）、自杞国(今贵州兴义）至善阐府(今云南昆明）、大理；二是由横山寨经富州(今云南富宁）、特磨道(今云南广南）至大理；三是由横山寨至罗殿国(今贵州普定、安顺一带）。上述三条道路均以邕州横山寨为起点。 据史料记载，茶马古道东段有一条以大理为起点，途经中庆（昆明），经宜良、师宗、罗平、过贵州、广西隆林、果化、隆安、那龙驿到达邕州（南宁府）的南行古道，古道蜿蜒盘旋在喀斯特高山地貌之间，全长 1690 余公里，因其终点是古城邕州，史称“邕州道”。

公元960年-1279年宋朝先后经历夏、辽、金和蒙古的南侵，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同中原汉族政权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马匹大都来自西北，但宋廷被迫南迁之后失去了北方的战马来源。明代《广西通志》：“宋时西北之骏不充，内厩不获，开马市于邕。”大理以产良马著称，“善驰骤，日行数百里”。宋廷看上了大理马，绍兴三年（1133年），“于邕州置司，互市诸蕃马”，博易场设在邕州以西的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平马镇），“市于大理、自杞、罗殿诸蛮”。“邕州置马司后，自是岁得千匹”，“绍兴十一年达二千四百五十匹”。这些马匹来自广南西路，人们习惯称之为“广马”。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都曾采用“广马”。马匹在横山寨交易后，由士兵押送到长江各地驻军和京城临安服役，押送马匹的队伍称为马纲，25匹或50匹为一纲，由经过的州县驿站供食宿粮草。从横山寨到邕州，经桂邕十八驿延伸至长江边形成了一条 “马纲之路”。 大理国的马匹通过邕州古道源源不断供给宋王朝，支持了抗金、抗蒙战争的需要，对南宋支撑危局起了重要作用。邕州古道台阶上光滑亮泽青石是成千上万马匹磨蹭出来的，所以这条古道也称“市马古道”或“战马古道”。

在邕州道（牂牁道）上，除了马匹交易外，也有其它生活用品交易。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载：“蛮马之来，他货亦至，所携麝香、胡羊、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缎、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市易者平价交易。”或实物交易，或折成银价交易。据史书记载，大理“每贾人到横山，多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本草等书”。中原文化沿邕州古道这条文化走廊，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南各地，对广西和大理等地的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明清时期，“邕州道”成了朝廷经略西南的重要通道之一。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古道上设置25个驿站，使邕州道成了官道，云南每年所需的一二百万斤粤盐和广西所需要的四五十万斤滇铜，都通过这条官道完成交易与运输，是滇桂粤“铜盐互易”的主干线。当时这条古道在乾隆年间一时成为“五省通衢”之地最繁荣的驿道。

唐代刘恂（广州司马）《岭表录异》载：“夷人通商于邕州石溪口（今南宁市西乡塘石埠）,至今谓之獠市。”这是岭南西部最早的集市记载。石溪口位于邕州西面郁江上游河段江岸边，属于“夷人”（西南少数民族）羁縻（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与传统中原行政控制区域分界的地方，也是右江邕州道的其中一个驿站点。明朝谢少南作有诗《南宁书所见》 ： “邕管真堪赋，江南恐不如。橘奴金弹密，荔子水晶虚。海错羞方物，山蕉入野蔬。无论宝玉贱，鱼来自宜居。 ”诗中描述了岭南邕管地区的物产丰盛，品种繁多。邕管是指唐代以邕州为中心的行政区名，包含今天的左右江地区，即今天的广西西部。右江邕州道的通行更多沟通了中原与西南地区、广西西部的文化交流，也使得中原地区人士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认识当地风土人情与物资特产。

右江邕州道（牂牁道）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通道之一，除了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亦是古代军队往来的通道之一。历史上爆发于西南地区与广西地区的许多战火，都经由此道蔓延扩大。

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农历四月初六，侬峒地（左右江地区）壮族首领侬智高在安德州（今靖西市安德镇）组了五千人队伍起事，随后下德保，过田州（今百色市田阳区），顺右江而下攻入横山寨，寨主张日新、邕州都巡检高士安及钦横州同巡检吴香被杀。侬智高军在横山寨开仓放粮，随后继续沿江而下。时值初夏雨豪，江水上涨，战船倍速。侬智高率军很快就抵达邕州城西郊的心圩，与守候在那里的永宁郡（唐置朗宁县，宋为永宁乡，今南宁市西乡塘区那龙镇）太守吴某父子三人所率之守军交战。侬军将宋军团团包围，使其水断粮绝，又得不到援兵，因此很快遭败绩，吴父子三人皆死战中。

随后侬智高占领邕州城，建大南国称皇帝。侬志高军顺着郁江而下，一路攻占十几个州县，直至围攻广州不下而后班师回邕州。宋廷朝野震惊，派大将狄青率平南大军南下击败侬智高。右江河谷燃起的战火烧遍了整个岭南地区。

战争结束后，心圩村人曾立庙祭祀吴家父子三人。《邕宁县志》记载：明宣德九年（1434年），南宁知府李晟下令修葺庙宇，即今之心墟（心圩，“墟”同“圩”）渌楼庙。

南宋末年，蒙古大军使用“斡腹之谋”从云南假道广西攻宋。所谓“斡腹”，指避开敌人的正面防线，绕道敌军背后的腹地展开攻击。蒙古在消灭西夏、金以及三次西征中就多用此战术。蒙军此次斡腹攻宋，就是沿着右江邕州道（牂牁道）从云南进攻广西。

宝祐六年（1258年）秋八月十日，蒙古大军兀良合台部自大理（云南）发兵，取道特磨道（今云南广宁、富宁一带），于九月十三日进入邕州（今南宁）境；十一月初，蒙军大部入横山寨（今百色市田东县平马镇）；五日，攻老鼠隘（田东至平果间的右江河谷中的关隘，又叫老鼠关，元史称“老苍关”）；六日，破关隘，守关宋军逃回邕州城。十一月十二日，蒙军攻打武缘那马寨（今广西武鸣西南，右江江岸边）；十三日蒙军哨马到达邕州城东门，两军交战，但十八日突然自邕州境撤退。《元史·兀良合台传》中有关于此次战役的简单记载：岭南气候炎热，统帅兀良合台及手下军士纷纷患病，蒙军第一次进入宋境到达邕州城下之后又撤退回了大理。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军队第二次由大理攻击宋境。七月九日，蒙军在特磨道境渡乌泥江（都泥江）进入邕州境内。八月八日，蒙军攻入横山寨，千余守军退守老鼠隘。后关隘破，总管谢济、统将张世雄战死。蒙军攻破老鼠隘后，未攻邕州城，而是绕城而过向宾州行进。八月下旬，宾州知州陈杰遣一千宋军驻守昆仑关，蒙军则从小路攻入，统将沈彦雄、陈喜战死。而后蒙军北上与北面南下的蒙军汇合。

此次蒙古大军“斡腹之谋”的包抄策略在右江河谷燃起了战火，使得北面的江淮沿线的战火也同样烧至西南大后方，导致南宋首尾不能相顾，南宋防御很快土崩瓦解，最终灭亡于崖山之战。

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陷梧州，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投降清军，并引清军攻南宁。当时南明最后的流亡皇帝朱由榔驻跸南宁，闻警后即沿右江河道往贵州方向逃跑。在退往途中，遇上大队清兵，官员相失，宫眷也被冲散。嫡母皇太后王氏在途中病故于田州，宫室扶柩顺水而下，选址在南宁西郊左右江汇合处的三江口建兴陵安葬（皇姑坟）。史书记载：“兴陵，在城西合江镇宋村，葬桂王妃，上尊谥孝正皇太后”；劉健《庭闻录》记载吴三桂曾下令修缮永历嫡母陵（吴三桂先是勒死永历帝，后又举旗反清，为笼络人心，拉拢南明旧势力，下令修缮三江口的兴陵）。永历帝第二女儿广德公主被冲散后，在一名宦官陪伴下，昼伏夜行逃难至武缘县（今南宁市武鸣区）夏黄村。后隐名埋姓嫁给当地村民。今当地有广德公主碑。

民国期间（1925年和1930年），滇军（云南军阀唐继尧、龙云部）曾两次沿右江顺江而下，围攻和占领南宁，两次都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击败。

1929年9月中旬，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误）在邓斌（邓小平化名）等主持下于南宁召开。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将中共广西省委改为广西特委。10月中旬，邓斌、张云逸率所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近2000人在南宁洋关码头登船，沿右江航线溯江而上（史称“南宁兵变”）。于22日抵达右江重镇百色市。12月11日，在百色的广西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共4000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斌任政治委员（史称“百色起义”）。同日，在平马镇（今百色市田东县城）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百色起义和随后的龙州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革命席卷广西西部地区。

从古至今，右江河谷这条千年古驿道见证了许许多多的风云战火，亦走过了上千年的繁荣兴衰。

右江与左江汇合后成为邕江河段，汇合处形成一个三岔口的江面，因此得名三江口。三江口处是三江坡半岛。位于三江坡半岛上靠右江南岸一侧有一个方形的台地，比周边高出三四米，这是汉代遗址所在地。遗址东西长约75米，南北宽约67米，遗址北面和东面是右江，西面、南面有一条宽约30米的沟壑环绕，人工开凿的痕迹十分明显，可能为古代护城河。遗址地表散落许多细绳纹板瓦、筒瓦残片。考古人员曾发掘出一座汉窑，汉窑边还发现了一条成品印纹瓦堆砌的瓦墙遗迹。另外还发现了一处汉代水井。现场还发现一片纹饰清晰的瓦当，据此专家推测，遗址内应存在过汉代大型建筑。而同处三江口半岛上，早些年发掘的小鼓岭汉墓遗址，根据墓葬中随葬品排列情况和特征判断其年代属西汉时期。同时也印证了汉代古城遗址的历史年代。

既然有完整的城墙轮廓和护城濠沟（护城河），还存在过大型建筑，大型窑址和水井，结合遗址规模和地理位置分析，专家认为该遗址为西汉时期的一个军事据点，三江汇合处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设置军事据点有把守重地之意。由于当时岭南西部是偏远地区，城池不会很大，一般来说管理应该是“军政合一”——既可能是军事机构又是管理机构。史书记载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于郁林郡下设12个县，其中增食县位于今隆安县东（又一说在今百色市田阳区），隶交州郁林郡， 晋大兴元年（318年），增食县改名增翊县，隶晋兴郡（今南宁）。三江口汉代遗址为右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唯一汉代遗址，可能为西汉设在右江沿岸的增食县。更科学的判断有待于后续考古发掘以及更多考古研究成果。

与左右江三江口汉代遗址类似，龙州三江口汉代遗址（丽江和明江汇合成左江的半岛上），也存在大量汉代瓦片，其地理位置与南宁三江口遗址位置相似，也都在同一个沿江流域内，遗址规模大小也近似。以此推测，这极有可能都是郡治在各个江口汇集处设立的军事据点，主要用途是驻军把控水路流域的交通，防范入侵等（据考证，汉代象郡郡治临尘，极有可能位于丽江和明江交汇处的龙州上金乡一带，该遗址也可能为汉代设的临尘县）。

左右江三江口的汉代遗址和龙州三江口的汉代遗址，是中原王朝将左右江地区纳入王朝版图管控的最直接的实物证明，也是目前为止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两个城址。右江和左江上，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前即已形成行船航道的证明。

正因为右江邕州道（牂牁道）作用如此重要，唐平萧铣后，于邕州西北面郁江上游右江岸设朗宁县，镇守右江河道，拱卫邕州。朗宁县于武德五年（622年）置，治今南宁市西乡塘区西北右江东岸那龙镇，属邕州。北宋开宝五年（972年）撤朗宁县，改为永宁乡，并入宣化县（邕州附郭县）。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拨上林县止戈乡和宣化县永宁乡入武缘县，武缘县隶邕州。明代永宁乡治所改称为那龙，并设驿站。清朝于那龙圩设右江镇，与左江镇（扬美）、合江镇（三江口宋村）和都棱镇（邕宁区蒲庙镇）一起，成为镇守南宁上下游水路的驻兵关卡。清朝曾设右江兵备道和左江兵备道分管左右江地区各府绿营兵，其中左江兵备道驻南宁，陆荣廷曾出任左江镇总兵一职。左右江地区设兵备道可看出清廷对广西边疆地区防务的重视。

那龙驿在邕州城西70里，往隆安县右江水路所经，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设。驿是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暂住和换马的处所。驿置驿丞，备有人夫、马骡、车船， 并为过往人员筹集供应口粮。唐代每30里置驿一所，水路设水驿。宋代每10里或20里 设邮铺，有铺卒传递文书。明沿宋制，水陆驿道每隔10里左右设铺所，由卫所派铺卒驻守，职司递运。那龙驿陆路一线设十铺，即：星盈铺（星盈江即今心圩江）、罗文铺、啼钟铺、大滩铺、张村铺、涯水铺、邓都铺、桥棹铺等。清代采用塘汛之制，改铺为塘，防守与通信合一。各塘驻军一般为三至六人。塘以上设汛，分管各塘。右江水路设三江口汛（在今三江口宋村）分管各塘，水路塘站从南宁溯江而上有： 窑头卡塘、西乡二塘（后来简称西乡塘，这也是南宁市西乡塘区名字的来由）、石埠三塘（今西乡塘石埠）、托州四塘、柴子五塘、老口六塘（今老口渡）、儒礼七塘、下白沙八塘、三江口九塘、大滩十塘、渌溪十一塘、公鸡十 二塘、上林十三塘、那龙十四塘（今那龙镇）、小石十五塘、三崩十六塘、分界十七塘。

清末随着电报的出现，塘汛驿站制度逐渐瓦解，各塘汛站也都先后裁撤。但是部分地名仍保留至今，我们仍能从地名中追寻过去的历史踪迹。

四、邕宾昆仑古道，横山县，封陵县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全国，每到一处必登高远望，从地形入手了解当地。《粤西游记三十二》中描述了他从南宁（自元朝后邕州更名为南宁，意即南方安宁）出发沿邕宾昆仑古道前往宾阳和上林的途中见闻，以及途经的昆仑台地山脉走向及昆仑关山隘和古漏关山隘的辩考。邕宾交界的石牛山、界首山、罗伞山构成邕、宾盆地的盆梗，为大明山余脉，在上林、宾阳、武鸣、邕宁四县三角地带形成“昆仑台地”。

大明山山脉及其延伸下来的高峰山脉和昆仑台地，组成了一个连绵的山脉屏障，像一张大手一样“钳握”着南面的南宁盆地。而沟通着南宁盆地与山脉北面世界的峡谷中，有一条自唐宋以来就繁忙通畅的古道，这就是邕宾昆仑古道。经石龟塘山峡穿昆仑关而过的邕宾昆仑古道，为唐、宋京师至岭南西道（宋称广南西路）邕州（南宁）必经驿道，扼邕、宾交通咽喉。

自秦始皇派兵征服岭南，统一中国版图后，历朝历代中央王朝都在不断开拓开发广西西部地区。但路途遥远，山重水复，加上气候炎热，“瘴气弥漫”，自古自中原地区通行到桂西地区都颇为艰难。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桂州至邕州十八驿，不惟道途往复劳费，南方夏秋毒暑鞕瘴，使之涉历山川，人马俱敝。”明朝鲁铎诗云：路出昆仑关，林中不见天，巢卑幽鸟护，树老怪藤缠。清代张鹏展诗曰：北水归临浦，南方控古邕。一关通鸟道，万仞锁螺峰。这些历史诗书中均描述了桂邕十八驿中邕宾古道的关键作用及道路艰难险恶。

唐宋之后，由桂州（桂林）至邕州驿道有桂邕十八驿之称（因驿道上十八处驿站而得名），驿道始于桂州相思埭（古桂柳运河）-洛清江-柳江-红水河-清水河-宾州-昆仑关-止于邕州（或由桂州-庆远府（宜州）-忻城县-澄州（上林）-宾州-昆仑关-邕州）。不管是走东线的“桂州-柳州-邕州线”，还是走西线的“桂州-宜州-邕州线”，驿道南段都是宾州-昆仑关-邕州的邕宾昆仑古道。这条古代"高速公路"，关系到桂柳（宜）邕这条广西中轴线的形成，源于大唐的西进政策，以及宋元明清的桂西治理；关系到广西历史上汉土二元政治走向无差别一统政治，从羁縻制到改土归流，在历史上的地位勿言而重。因此自唐宋之后，邕宾昆仑古道逐渐兴盛起来。在昆仑山南北昆仑关驿道与公路交接处，各立有一块花岗石“昆仑古道”碑石，今仍存。

北宋时，中央王朝鉴于邕州道的重要地位，对桂州至邕州段驿道进行建设。开宝四年，“知邕州范旻言本州至严州约三百五十里，是平稳径直道路，已令起置铺驿，其严州至桂州请修置铺驿”，“诏令严州、桂州据管界道路，接续修持，各置铺驿” 。太宗年间，广西转运使陈尧叟“又以地气蒸暑，为植树凿井，每三二十里置亭舍，具饮器，人免渴死” 。

中国古代自殷商创立了专门接待过往官员和邮递文书、官物的二合一的驿传制度。汉时驿路上每十里设置一长亭，每五里设一短亭，供行人休息、话别。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北周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唐朝诗人李白《菩萨蛮》：“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表达了思乡怀远的情感和无限惆怅的思绪。今南宁市西边的“五里亭”和“十里亭”（动物园处）的地名，正是秦汉馆驿制度延续留下的痕迹。唐代，始有递铺之设。到了宋代，则普遍设立递铺，专门承担文书和官物传递，驿为接待住宿的馆舍，与递铺分立。《南宁府志》记载：“宣化县，附郭。往思恩府宾州陆路有朝天驿，金成驿，大夹岭驿，长山驿，另设铺十一：低井铺，归仁铺，何丹铺，朝天铺，施溢铺，楼云埔，林村铺，大夹铺，长山铺，里段铺，昆仑铺，各设铺兵传送公文，并在昆仑山建昆仑关，以加强邕州东北防务，迅速传递军事报。到了清朝，驿站、递铺大量更名为“塘”，“塘”不仅是邮驿单位，也是军事单位，遵循 “十里一塘”的设置，军塘，其实质是地方治安管理单位。

“塘”在上古只有“堤防”、“堤坝”的意义。汉以前“塘”字一般写作“唐”，汉以后才广泛使用“塘”字。我们读古书时，要防止用今天“水塘”的意义去理解“塘”字。如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里的“池塘”是指水池的堤岸，而不是水池本身。“塘”的古义现在还保存在一些词语与地名中，如“钱塘”、“瞿塘”等。大约自唐代开始，“塘”才用于指“水塘”。

“塘”、“汛”是明朝东南沿海一带捍海塘（海边的堤坝）驻军的军事设施，倭寇从钱塘县上岸沿钱塘江而上侵扰，政府和钱塘驻军之间频繁的军报简称为“塘报”，而后逐渐形成“塘汛之制”军事组织制度，清朝沿用，用“塘”、“汛”来命名军事建制的基层单位。南宁市区及周边众多的“塘“的地名也是如此，是清朝开始的一种驿站、递铺和驻军的基本单位结合的提法。西乡塘区因 “西乡塘”历史地名而得名，明设西乡（今民族大学一带），清初驿站改 “ 铺 ”为“塘”，往西沿途各驿站改为窑卡头塘 （今上尧港）、西乡二塘（原西乡塘老街）、石埠三塘等，人们把西乡二塘简称为“西乡塘”，后来泛指城西一带并沿用至今。南宁市江南区亭子的 “水塘江”的地名，方志记载邕江支流良凤江汇入邕江的江口一带旧时曾是清朝水军驻扎之地（对岸为豹子塘），称为“水塘”，因此称良凤江下游江段为“水塘江”。邕宾古道沿途的驿埔也均改制为塘：南宁北门望仙坡头塘，二十里至高井二塘，十里至归仁三塘，十五里至朝天四塘，十里至苏平五塘，十里至林村六塘，十五里至里段九塘，十里至昆仑关十塘，与宾州交界。每塘之间相距约为五公里，也就是 “十华里”。如今驿道升级为公路后， 沿途“数字”加“塘”字的古代驿站和兵站结合的地名均得以保留，分别为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七塘、八塘、九塘。这也是广西乃至中国保留最完整的驿道塘站地名。

民国十八年（1929年），广西公路局在邕宾古驿道基础上扩建而成邕宾公路（南宁至宾阳），这也是当时南宁通往外界的仅有的少数几条公路之一。邕宾公路是邕柳公路（南宁至柳州）的其中一段，与邕龙公路（南宁至龙州）一起成为当时贯通中国内地到中南半岛（越南）的重要交通通道，而南宁则成为这条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与中转站。抗日战争期间许许多多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源源不断运送往中原腹地与抗日前线。后来日军于钦州湾登陆，并北上占领南宁，正是出于切断这条交通运输线，包围中国，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目的。1939年“桂南会战”的爆发使得广西一下子由抗战的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

昆仑关，位于南宁市兴宁区与宾阳县交界处的暗探山和领兵山的山隘上，是我国著名关隘、广西西南重镇南宁东北门户，素有“雄关独峙镇南天”之誉。邕宾古道全线象一面弓，两端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愈近中段地势愈高，其间群山环抱绵延不绝，而且高峦深谷，处处险要，而昆仑关更是其中最险要的要隘；此地处于弓背，有高屋建瓴之势，昆仑关正覆压在迂回曲折的山道之中腰，好比食道之咽喉，扼守南北往来之要塞，素有“雄关独峙镇南天”之誉，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天险，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地理环境所造成险要的昆仑关，守南宁必先守此；反之，攻略南宁者，必先占领昆仑关。”宋朝邕州知州陶弼作题"早登昆仑望戍兵北归"，诗曰：春风归未得，默坐废台间，居易衷肠结，安仁两鬓斑，峰冲新叶去，燕引旧雏还，帐下谁更戍，旌旗出乱山。 清左江道总兵孙楫《昆仑关题壁》：“一自雄关夺元夜，至今遗垒峙晴皋。金风飒爽旌旗肃，邕管峥嵘锁钥牢。”昆仑关就好比南宁城防的关键锁头和钥匙。

昆仑关据说是"秦代尉屠睢征服岭南后所建"，另一说是东汉时马援所建；但真正有史书记载则是唐代桂管经略史裴行立在"邕管界首宾州"垒石为关：唐元和十一年（816年），西原州黄峒蛮首领黄少卿起兵反唐，攻陷邕管十八州，占领宾阳宾州、峦州等地。元和十四年（819年），桂管经略使裴行立奉命进剿黄少卿等部，在“邕管界首宾阳宾州”视察地形地势时，看到此处险恶形势，于是便在此地“缮兵补卒，增垒闭途”，建成既可守又可攻的互为犄角的军事防线，不但堵截黄部由宾州经此地进攻邕管，而且还从此进军宾州。这是唐代在昆仑关附近地段垒石为关的开始。北宋景佑二年（1035年）史书记载上始出现昆仑关名。

明嘉靖七年（1528年），“八寨”寨民暴乱，明嘉靖帝派新建伯王守仁（王阳明）任两广巡抚，率兵前来镇压。王守仁进驻南宁，屯兵于昆仑关，并重修关城，新建关楼，遣兵经此道经宾州、上林进军“八寨”。

清顺治五年，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南明最后的流亡皇帝朱由榔驻跸南宁，命副总兵朱桓、赵康辚屯兵昆仑关，重建关城，并亲自题写“昆仑关”三字匾额，妄图偏安南宁，对抗清军。可惜南明颓势明显，昆仑关也无法阻止清军南下脚步。永历帝继续逃难至贵州、云南和缅甸，最终被吴三桂勒死于昆明。如今重建的昆仑关关门上仍可看到当年永历帝朱由榔题写的“昆仑关”三字石牌匾。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宣化县（南宁府附郭县，民国初年改名邕宁县）知县柳际清拨款重修关城，并重建关楼三楹（二柱三道桁条木），并在关楼上奉祀狄青、余靖、孙沔三位北宋征南主将神像。

如今昆仑关的古关楼是2009年在原址上重新修建。虽然少了一些历史沧桑感，但是关楼雄风犹存，呈现出“一关锁钥牢”之势。

邕宾古道和昆仑关历史上爆发了许多战役，其中狄青“上元间道绝昆仑”及抗日战争期间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大战最为著名。

宋皇祐四年（1052年）十二月，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市）侬智高起事占据邕州，狄青率平南大军南下至宾州。宋皇祐五年（1053年）春正月，正值元宵节，狄青假宣饮宴三日，却于正月十五晚亲率先锋绕过昆仑关直抵归仁铺，狄青施用“间道绝关”的战略使昆仑险关丧失优势，迫使侬智高步兵阵与宋军骑兵正面对垒，归仁铺一役大败侬智高军，这就是使狄青传名于世的“上元三鼓夺昆仑”之举。平南大军后人落户南宁建平南村（平定南方叛乱之意，今亭子、白沙一带），将宋军战胜侬智高的归仁铺之战的日子（正月十六）作为开村纪念日，每逢纪念日，村民们都要到雷庙（原雷庙旁还有祭拜狄青的狄武襄公祠）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传统延续至今。

1939年抗日战争时期爆发了桂南会战的“昆仑关大战”，日军为封锁中国后方，阻断中国取道越南的国际物资运输线（中国内地连通中南半岛的邕龙公路、邕宾公路），从钦州登陆进犯南宁，占领昆仑关，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奉命率部经过18天的激战夺回昆仑关，歼灭日军5000余人，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这是抗战相持期间中国军队首次取得攻坚战的胜利。杜聿明战后写诗抒怀：北海风建骑道士，昆仑月葬太和魂；扶桑万里樱花节，夜两千家数泪痕。田汉先生诗云：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阳塞驿楼空。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除了北宋狄青大战侬智高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昆仑关大战，昆仑关这里载入史册的战役还有：

宋皇祐四年（1052年）十二月，北宋侬智高起事占据邕州，狄青率平南大军南下至宾州，广西钤辖陈曙为了抢功，趁狄青未到，先率八千步兵与依智高战被侬智高打败于昆仑关，殿直袁用逃遁。狄青为严军令，将陈曙、袁用等三十二人一齐处斩，严肃了军纪。

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交趾大军围困邕州，桂州（桂林）援军宋将张守节部3000人被伏兵首尾夹击于昆仑关前，最终全军覆没，张守节死阵。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八月下旬，南下侵宋的蒙古军队一支从云南进入宋境广南西路（广西），宾州知州陈杰遣一千宋军驻守昆仑关，蒙古军队则从小路攻入，统将沈彦雄、陈喜战死，昆仑关陷落。

清咸丰九年（1859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骁将赖裕新经宾州图取南宁，领军二万之众欲渡捷径昆仑关。不料被八塘团总欧阳光、韦怀玉率团练据关守险。赖部强攻数日夜，伤亡很重，不能取胜乃退兵。

1925年，滇军进攻广西，占领南宁，派兵扼守昆仑关。5月16日，桂军李宗仁分兵进攻昆仑关。一支由马岭直接正面攻击关的北面，另一支绕道包抄九塘圩，从南面进攻昆仑关。两军在昆仑关血战一昼夜，滇军被首尾夹击不得不弃关向南逃窜，桂军咬尾不舍，追至八塘击溃滇军。

1930年，滇军再次围困南宁城，又派兵据守昆仑关和高峰隘。驻桂林、柳州的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企图驰救南宁被困的桂军，但因昆仑关和高峰隘驻有滇军重兵无法通过。李、白桂军转而取道忻城县至武鸣县境，找当地向导选择在两处险隘之间的山林小径，跨过高峰山脉抵达邕郊，在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滇军终于撤离南宁。而扼守昆仑关、高峰隘的滇军枉然空守。

邕宾昆仑古道和昆仑关正因其重要性在历史上引发了大大小小的诸多战火，凸显了其“南天雄关”之名。

横山县，唐武德五年（622年）置，位于邕宾昆仑古道上，因山势横贯而出于驿道旁而得名。乾元二年（759年）废入宣化县。故治在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西云江桥东一里沙许山上。宋为金城驿。明洪武四年（1371年）改为金城寨，置巡检司，并称施湴驿。清沿用，称五塘苏平驿，宣统三年（1911年）废。民国设团务局、金城区署。解放后改为五塘镇。1951年邕宁县府曾迁往五塘，设在今五塘中心小学，1953年又迁返蒲庙。

封陵县，唐景云二年（711年） 置，宋开宝五年（972年）废入武缘县。故址在今南宁市兴宁区五塘镇七塘村大张坡三教寺遗址处。明设置大夹铺（大夹岭在七塘境内，又称马岭），清改为马岭驿、七塘驿。驿站跨马岭上，北经山心驿至昆仑关50里，皆险仄夹谷。

《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邕州条载: “乾封二年（667年）置邕州都督府，后为夷獠（唐代对岭南少数民族的蔑称）所陷，移府（都督府）于贵州（今贵港市）。《旧唐书》记载：调露元年（679年），唐高宗发兵征讨岭南邕州、严州（今来宾市）一带的僚族叛乱。景云二年（711年），州界平定，复于邕州置都督府。为了防备严州、宾州一带山区的夷獠对邕州地区和邕宾昆仑古道的骚扰，在已有横山县的情况下，邕州都督府又于邕州界平定的景云二年（711年）再加设封陵县，县治就定在邕州丘陵地区（南宁盆地）与昆仑台地（大明山余脉）的接界处。

横山、封陵两县均属于今五塘镇范围，处在邕州通往宾州（今宾阳县）再北上通往中原地区的东北方向的邕宾昆仑古道上，一条驿道上相邻的地方先后连设两县，明显是为了加强区域控制，防备叛乱而设，同时起到的是拱卫邕州、保护驿道的作用。

《旧唐书•杨思勖传》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年），邕州封陵县贼梁大海拥宾、横等数州反，思勖统兵讨之，生擒梁大海等三千余人，斩余党二万余级。复积尸为京观。”

杨思勖[xù]，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将军宦官（历史上最能打的太监）。开元十年（722年），杨思勖领兵沿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当年故道出奇兵征讨安南反叛者梅玄成。开元十二年（724年），杨思勖再次奉诏征讨五溪（湖南西部）首领覃行璋叛乱。开元十四年（726年）杨思勖领兵征讨邕州封陵县叛贼梁大海。杨思勖每次平叛后均残忍弑杀，对俘虏士卒毫不留情，曾多次做“京观”炫耀武力。因战功被封辅囯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封爵虢国公。

邕宾昆仑古道上见证了许多次的叛乱、平叛的血溅和杀戮，也见证了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民族忠魂，古道两边的青山处处埋葬着烈士的忠骨，古道上的青石板上也都写满了故事。

五、鬰[yù]（郁）水道，武缘县

自古以来南宁就是个滨水城市，一条郁江（邕江）绕城而过，不管是唐代的邕州城（唐城）还是宋代的邕州城（宋城）均临江而设，且开辟有很多临江城门，如唐城的大安门和朝天门，宋城的仓西门、镇江门和安塞门。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记载了当时南宁城郭为：“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濒江处也。北、东、南各一门，皆偏于角上，惟西面临江有三门。”江边两岸更是星罗棋布的遍布着很多码头，城市依江水而居，因江水而繁华兴盛。可以说是一条郁江（邕江）造就了一座城。而郁江水道也成为了南宁自建制以来与外界沟通最重要的交通道。

《旧唐书·地理志》载：“邕州宣化县……驩 [huān]水在县北，本牂牁河，俗呼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这段话中的“郁状江”地名，说是“俗称”，即是说它是岭南最早的原住民——西瓯骆越人（壮族人先祖）以当地语言命名，而后被音译为汉语保留下来的古地名。我们今天所称的流经南宁市区的邕江，古时叫做鬰（郁）水。

鬰，古同“鬱”。表情绪时有积聚、凝滞、怨恨、愁闷之意；表形象时是指茂盛的樣子：“鬱鬱蒼蒼”。《詩經·秦風·晨風》：“鴥彼晨風，鬱彼北林。”后多以郁字替代。

鬰（郁）水，意思是指弯弯曲曲，曲折多滩，常常洪涝泛滥的大江。秦汉及以前，鬰（郁）水为整个西江水系的总称。西瓯骆越人称呼鬰（郁）水为鬰（郁）林。“林”字即为西瓯骆越语河水或江水的意思。历史上应是先有 “郁林”一名，尔后才有西汉建立的郁林郡。当时广西还有其他带“林”字的古地名：如上林县的“上林”，是指“从洞中流出的水”；平南县的“武林”意为几条河汇合的水；还有桂平市旧地名“阿林”；以及崇左市的西汉地名临尘县（临同林音译，且采用倒装形式）；还有西汉时交州日南郡的象林县（象林邑，略去象，故称林邑。后占族建国，称林邑国或临邑国）等等。这些“林”（或“临”）字显然是古瓯越语“水”、“溪流”、“江河”的音译，而不是现在一般所指的树林、林木的意思。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曰，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立桂州于苍梧、郁林之境，因桂江以为名。桂江前身叫桂水，当年桂林得名应与桂水有关，“林”也应是壮语“水”的音译。

《山海经·海内南经》曾述：“桂林八树，番隅东。”后人简单地译成在番禺（今广州市）的西边，八棵桂树成林（形容桂树很多）。这只是简单的字面意思理解，其实是不正确的。古人命名一个地方常常采用的就是地理命名法，按当地的山川河流来命名。一般用山的名称来命名一个地方，用水的名称来命名一个区域（流域）。“桂林”是指桂水流域，“八树”也是一个地名，“八”音同“岜[bā]”，古瓯越语（古壮语）中是指石头山，今天广西很多地方地名仍带有岜字（壮语是倒装形式，“岜某”意思就是某某山）。

《逸周书·王会解》附书《伊尹朝献》佚文中，商王朝开国君主成汤王命伊尹作《四方献令》曰：“臣请诸侯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史记》上说：虞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山海经·海内经》也有记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从史书所载可看出，古时在今湖南南部有两个古方国，苍梧国和桂国。位置应该在九嶷山和今湖南桂阳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实力不断增大，地盘也不断扩大，这些小方国被迫南迁至岭南地区，但仍保留原来的称谓。桂国南迁后，称所在的江河为桂水，后来结合当地骆越语就形成了“桂林”一词。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置南海、桂林、象三郡。“桂林郡”一名应为秦帝国沿用刚征服的岭南小方国当地旧名而设。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以 “鬰（郁）林郡”取代原秦朝设立的“桂林郡” （《地理志》：武帝元鼎六年更名桂林为郁林）。意即鬰（郁）林（郁水流域）比桂林（桂水流域）更广，更具有代表性。从此，“郁林郡”一名，就指代今天广西范围的地区了。当时的整个广西范围内的河流都汇入郁水，统称为郁水流域，即“郁林”。 汉魏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郁林”遂改为“郁水”。《汉书·地理志》牂柯郡镡封县:“温水东至广郁，入郁。”《水经》:“温水出牂柯夜郎县，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当时已将广西范围内的主要郁江、西江河道称之为郁水。唐宋时才改为郁江（唐宋以前江特指长江，河特指黄河，其他江河都称为某某水）。

在古代，受限于交通工具，水路交通是人们普遍采取的通行方式，四通八达的郁水及其支流就是岭南地区的高速公路。尤其是灵渠开通后，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使得中原地区的文化政令以及官吏兵员能源源不断地影响及输送往当时较落后的岭南地区，带动了岭南地区的发展，加速了岭南与中原的文化融合。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交趾郡（今越南）二征叛乱，光武帝刘秀命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大军南征平叛。大军楼船溯湘江、过灵渠入漓江、下桂江至苍梧后兵分两路：一路溯北流江转入南流江至合浦，再沿海岸线行进往交趾；另一路溯郁江西上，沿郁江河道至古代通行于岭南与交趾的便道，陆路前行进入交趾（这条道后世称为“马援故道”）。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将“二征”斩首并传首至洛阳。

“戎马一生，马革裹尸”的典故说的就是伏波大将军马援。世称“马伏波”。马援除了平叛屡建战功，每到一处都修治城郭，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还积极安抚当地土著，消除矛盾。其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以及造福百姓， “以心攻心”的仁政，使其备受后人的崇敬。尤其岭南各地，纷纷兴建伏波庙，祭祀伏波大将军马援。马援平定了交趾后立铜柱，作为汉朝最南方的边界，成为平定南蛮的象征。历代文人的诗赋中常提到“马援铜柱”这一历史古迹。

当年马援率军南征军行至郁江河道上的乌蛮滩（横县东六十里）时，因水下暗礁累累，滩险流急，辎重难以通过，不得不暂停前进。马援命士兵以“铁船洗滩”疏通航道，消除了郁水河道上最大的险滩。后人在乌蛮滩岸边建伏波庙祭祀马援，同时希望以马援神威来保佑水上行船的安全，即马伏波镇伏波涛之意。如今横县伏波庙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香火很盛。除横县外，龙州、南宁等郁水河道两岸均建有伏波庙，马伏波的故事也一直在郁江两岸流传。南宁的伏波庙始建于唐代，原址在邕江大桥南岸桥头，旧称为西江伏波庙，60年代修建邕江大桥时拆除。2009年平西村民集资在江南西江路上重建了伏波庙。

马援讨伐交趾二征是继秦始皇平定岭南、赵佗建南越国、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岭南地区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马援率大军南行线路之一的郁江航道线路，也是历史记载最早的大军行进的线路之一。

李峤（644-713年），唐朝宰相，先后历仕五朝，以文辞著称，与苏味道并称“苏李”。在唐高宗时代，邕州和岩州（今玉林）发生动乱，李峤以监察御史监军到达邕州。为了避免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他实行的是安抚政策。亲自去做叛乱首领们的思想工作，劝他们投降归顺，在平叛胜利后，李峤在乘船东下时写下了《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一诗。《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

鸣鞞入嶂口，泛舸历川湄。尚想江陵阵，犹疑下濑师。

岸回帆影疾，风逆鼓声迟。萍叶沾兰桨，林花拂桂旗。

弓鸣苍隼落，剑动白猿悲。芳树吟羌管，幽篁入楚词。

全军多胜策，无战在明时。寄谢山东妙，长缨徒自欺。

诗中描述了郁江（邕江）两岸秀美风光绚丽景色，诗人得胜凯旋的兴奋之情与沿江两岸美景结合，这是唐代典型的借景抒情的诗歌。这首诗也是第一篇吟咏郁江（邕江）的诗。

郁江水道是岭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岭南东西互通的最重要的交通道。郁江水道见证了岭南东西（今广东广西）的文化交流，见证了郁江两岸的繁荣兴盛，也是“粤人西进”的最主要路线。

“粤人西进”是郁江水道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指唐宋之后，广东（唐代岭南东道，宋代的广南东路）商人、船民等百姓不断沿郁江水道溯江而上，迁移定居粤西地区（广西），并带动岭南地区文化习俗的迁移。尤其是明清时期，粤人溯江而上迁移更频繁密集。整个郁江流域能船行通航的地方都能见到粤商的商号、粤东会馆和粤商兴建的骑楼街，白话（广东称粤语）成了郁江流域圩镇码头的通用语言。

生活在郁江上疍（dàn）民，则是最早一批“粤人西进”的代表。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疍也。”疍民，即生活在江河水上以捕鱼为生的船民。据《南宁市民族简志》等有关史料获知：古时，邕州（南宁）的疍民是先后从广东珠江流域和梧州西江一带，溯水而上渐次移居到邕江。疍民最早入邕的时间，因史书缺乏明确记载，故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始于汉代，从梧州西江移居；有的认为自唐代起，邕州郁江上一直就有疍民居住。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史书中，均有疍民的记载……这说明疍民在邕州（南宁）居住的历史已很悠久。随着时代的进步，疍民逐渐迁往内陆定居，南宁最后一批疍民已在近些年的安置政策后上岸定居生活，邕江上的疍民成为了历史。疍民文化也成为了南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宁市区内是以白话为主的方言区，南宁的本土白话就是粤语邕浔片方言，正是粤人西进的影响。明清时期郁江河道上商贸繁荣，大批广东商人纷纷西进前来广西“做生意”。南宁壮志路上建于清代乾隆初年的粤东会馆和解放路上同样始建于乾隆初年的新会书院，以及市区内老城区遍布的骑楼街，均为粤人西进粤商文化影响下的明证。如今新会书院内还会定期上演极具本地文化特色的白话剧。

郁江（邕江）南岸的缸瓦窑村是一个粤人西进落户而兴起的典型。从村中碑记可知，缸瓦窑村的制陶历史，与国内著名“陶都”，早在唐代就已出现大型龙窑的广东佛山石湾镇，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 清乾隆年间，石湾镇制陶师傅董七、梁启圣等人乘船溯江而上，船至南宁泊于邕宁良庆那黄村一带（今南宁市良庆区缸瓦窑村）。发现这一带的土质很适合烧制优质陶器，而且，紧靠邕江，取水制陶方便，而且运送产品也相当便利， 于是他们决定落户于此，一个个新建的龙窑很快升起了烟火。由于土质好，石湾师傅手艺高，龙窑里出产的陶器在南宁、邕宁一带大受欢迎。石湾师傅在此定居后开枝散叶形成了村落，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缸瓦窑村。曾经村中遗存的百米龙窑，和那一间间以瓦缸陶罐为墙的特色房屋，就是一个鲜活的“制陶历史博物馆”式的特色村落。村中原来还建有“粤东会馆”。

缸瓦窑村的香火龙源起于当年烧窑时的点火祭拜仪式。每到点火烧窑这一天，窑工们便仿照龙窑的形状，用竹篾编扎龙头、龙身的骨架，插上一排排点燃的香火，游舞起来穿村过巷。香火龙每到一户人家，主人便会率全家出迎，点燃鞭炮投向火龙，祈祷兴旺发达。夜色中火龙翻滚烟花闪烁，整个场景非常光彩夺目。渐渐地缸瓦窑村的香火龙就逐渐名声远扬。如今缸瓦窑村的香火龙已被列入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缸瓦窑村的龙窑、三岸明代古窑、三江口的古窑群等郁江（邕江）沿岸的古窑遗址表明，明清时期，正是郁江航道的便利，船运业的发达带动了南宁市周边郁江（邕江）流域制陶业的繁荣兴盛。郁江（邕江）两岸的村镇大抵如此，依水而建，依靠航道的交通带来的便利，发展各式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留人峒”是一个在郁江流域流传颇广的“粤人西进”的凄美故事。留人峒在南宁邕宁区蒲庙镇东10里巴平溪流入郁江（邕江）处（今南宁港牛湾作业区），为明清时期郁江（邕江）水路塘汛之一。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明清时称的“粤西”即指广西）记载：“午过留人峒，有石耸江右，宛若妇人招手 留房者。石当山回水曲处，故曰峒。”据清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介绍：留人石（峒）在南宁江之南岸，状如女子。屈大均《留人石诅祝词》谚曰：“广西有一留人石，广东有一望夫山”，谓此。盖广东之贾，多赘于广西而不返，其怨妇皆以此石留人，西望而诅祝之。予尝代为之辞，其诅云：“留人石，莫留人。风吹石，化为尘”；其祝云：“留人石，既为尘。望夫石，复为人。”故郁江水道上一直流传有歌谣“广西有个留人峒，广东有个望夫山”之句。

据邕宁当地的老人描述，当年的留人峒石头像一个女子站在江畔，很是好看，高耸婀娜的身姿，头上两条栩栩如生的辫子，特别是那伸展向江面的石臂，就宛如美人招手留客一般。可惜，在江边矗立了千万年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兵一炮将她的头打掉了。解放后为了搞建设，很多人专门到这里将大量的石块炸掉，运走……如今只留下部分残存的石块。在留人峒旁，南宁港牛湾港口区正在兴建，或许不久的将来，巴平溪和留人峒残存的石头也都将不复存在了。这个记录着粤人西进和郁江（邕江）航道过往繁华的人文景点只能停留在历史的记忆里了。

“留人峒”的故事及其歌谣见证了明清时期的粤人西进过程，同时也见证了郁江水道上东西文化的沟通和商贸的繁荣。

明代徐霞客《粤西游记》由郁江上行进入南宁河段（今邕江）的记载：“二十二日平明，由黄范北行五里，上乌洴滩。江流至滩分一支西出八尺。舟上滩，始转而西，渐复西南。二十里，有土山兀出北岸，是为清秀山，上有浮屠五级（青秀山龙象塔为明代万历年间时任吏部左侍郎的南宁籍进士肖云举修建，天启四年（1624年）被雷击塌两层，1937年拆除，今塔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建）出青松间，乃南宁东南水口也。又西五里，为私盐渡。又西五里，上一滩，颇长，有石突江西岸小山之上，下有尖座，上戴一顶如帽，是为豹子石（今柳沙半岛顶部豹子头）。舟至是转而北，又十里过白湾，山开天阔，夹江多聚落，始不似遐荒矣。转而南三里，为平南（平南村，即今白沙、亭子村），江南岸村聚甚盛。又西三里，泊于亭子渡。”

《南宁市地名录》记载邕江概况：“邕江，是郁江上游的一河段，古时将流经南宁市境内的这段河流，称为‘邕江’，沿袭至今”。清代的文人墨客将郁江流经南宁的这一段以南宁旧称“邕州”的邕字为名，命名为邕江，后人逐渐传开来遂以为名。刘神清《邕江春泛》：“邕江添雨涨，绿晓万家春。四野重烟晓，两堤叠浪新。波涵天上下，光映日浮沉。极目水天际，乘槎好问津。”“邕江春泛”是邕州古八景之一。冬去春来，文人墨客登上邕江岸边的祭江台和三元阁极目远眺，邕江上春潮涌动，浩浩荡荡，蔚为壮观，“邕江春泛”因而得名。

《南宁府志》记载：南宁东往永淳（今横县峦城镇）陆路有6铺：唐台铺、潭泽铺、八尺铺（黄范驿，今邕宁区蒲庙镇八尺江口寨上坡，永淳水路路过该驿，明洪武四年设）、黄蜡铺、青龙铺、那旺铺，与永淳交界。清代延续明代的塘汛之制，改铺为塘，防守与通信合一。各塘驻军若干，塘以上设汛，为府城各守备营的下属机构（又称“分防” ），分管各塘。八尺汛（在今蒲庙镇寨上坡）管辖东往永淳县水路各塘。以南宁为起点，往东水路塘站有： 白庙卡塘、豹子二塘（柳沙豹子头）、思贤三塘（今南宁大桥处）、瓦窑四塘（缸瓦窑村）、冷水五塘、剪刀六塘、湴滩七塘，八尺汛八塘（今八尺江口）、蓑衣九塘、钓鱼公十塘、留人峒十一塘、大冲江十二塘、东瓜总塘十三塘、东瓜子塘、长塘十四塘、高塘十五塘、门头十六塘、伶俐十七塘。

都棱镇，今蒲庙圩，邕宁县治（今邕宁区政府所在地）。《唐书·地理志》：“武缘县（按：今伶俐圩）西有都棱镇。”《元和郡县图志》：“（都棱镇）在武缘县西水路一百里。” 都棱镇（今蒲庙）是邕州（南宁）郁江（邕江）下游河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都棱镇（今蒲庙）与郁江（邕江）上游的左右两江的左江镇（今扬美）、右江镇（今那龙）一起，成为扼守邕州（南宁）上下游水路的重要军镇。

由于交通便利，南宁在近代一度成了列强争夺的焦点，尤其是清末北海、龙州、梧州被迫开埠后，英国使臣窦纳乐于1905年代表众列强出面催促清廷开放南宁。鉴于南宁战略地位的重要，清政府为了不让列强在南宁建立租界和领事馆，保留最后一点“自主权”，采纳了广西巡抚黄槐森的建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宣布南宁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主动开放的内陆商埠（另说，南宁实为“约开”商埠）。但所设南宁海关实际上仍由外国人直接控制，时称洋关，因此商埠码头又称为洋关码头。南宁海关仍属于洋关体系，税收年年抵付债赔。南宁海关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进出口货值关平银615.75万两。南宁开埠后，外来商业资本大批登陆，“洋货”不断涌入，促进了南宁商贸空前繁荣，也带动了整个郁江流域商贸发展。

清代广西诗人黄体元在《邕江杂咏》中写道：“大船尾接小船头，北调南腔语不休；照水夜来灯万点，满江红作乱星浮”，就是对当时郁江（邕江）水上交通繁荣的写照。

民国十年（1921年）9月，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身份出巡广西，在粤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权。9月15日，孙中山自广州乘“宝璧”号军舰出发，17日行抵梧州，复转乘浅水轮船溯江西上，随从人员有何香凝、胡汉民等。沿途考察广西地理环境及风土人情，关心人民生活情况。至9月24日，抵达南宁商埠码头（又称洋关码头，今河堤路外）。10月25日早上，南宁市各界民众数千人，拥至南宁商埠码头欢迎。九时十分，孙中山和随员一同上岸，这时军曲奏响，欢迎群众高举彩旗欢呼。孙中山头戴一顶拿破仑式黄斜通帽，身着灰色呢制中山装，右手拿着手杖，满面笑容，频频向欢迎人群举帽答礼，然后步行进入下关的粤军总司令部。

9月26日，广西省议会举行热烈欢迎会，孙中山在会上用粤语发表题为 “广西善后方针”的 演说。演讲完毕，会场上响起暴风般的掌声，会场上万众欢腾，高呼“大总统万岁!” 当时南宁商贾云集，重心在经纪行，而经纪行商人则多为粤籍人士。位于南宁商业中心的木行街、盐埠街（现仁爱路、解放路一带），所有资本雄厚的大商贾，均来自广东。因此，孙中山从广州而来，广东籍商人尤趋之若鹜。遂于9月26日下午，特在会馆街（今壮志路）粤东会馆设宴欢迎孙中山大总统及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广西省长马君武。

孙中山此行主要目的为说服占据广西南宁的粤军第四军总司令陈炯明支持北伐，但未成功。 10月29日，孙中山离开南宁仍由郁江水路经梧州赴桂林，准备调集部队，兴师北伐。

武缘县，隋开皇元年（581年）于郁江北岸始置武缘县属缘州，县治是今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古称乌朗圩）。（缘州，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简州置，治所在宁浦县 （今广西横县西南七里郁江南岸），大业二年（606年）废。）大业三年（607年）撤武缘县并入岭山郡。唐武德五年（622年）复置武缘县，属邕州。武缘县也成为唐武德五年（622年）邕州（唐初称南晋州，后更名邕州）城区周边最早设立的五个县份之一。

至宋景祐二年（1035年），邕州周边的乐昌县（原晋兴县）、朗宁县、如和县均裁撤，仅保留武缘县。武缘县治所由伶俐圩移到原乐昌县县治葛圩苏村（今南宁市武鸣区双桥乡苏宫村板苏屯）。邕州城北面的裁撤县辖区大部分划归武缘县管辖，南面裁撤的县辖区划归宣化县管辖。

宣化县，邕州（南宁）附郭县，自隋朝改晋兴县为宣化县已有上千年历史。民国初年电报业兴起，为避免同名造成的电报发报难区分问题，当时北洋政府要求全国同名市县必须改名。因北方已有“宣化”一名，民国二年（1913年）宣化县改为南宁县。后又因与云南的南宁县（今云南省曲靖市）同名而于民国三年（1914年）再次更名，取南宁的古称邕州的“邕”字和南宁的“宁”字组成邕宁县。邕宁县县治原在南宁市中心民生路五金大楼处，解放后搬迁至江南亭子旁（今江南万达附近），后又搬迁至蒲庙镇，期间曾短暂搬迁至兴宁区五塘镇。2004年邕宁县撤县设区，成为南宁市的一个城区。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武缘县治所由葛圩苏村移至城厢镇（今武鸣区）。初隶南宁府，隆庆六年（1572年）隶新宁州（今扶绥县），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改隶思恩府。 民国元年（1912年）撤思恩府，县人陆荣廷任广西都督，因武缘县处于大明山（大鸣山）下，将武缘县更名为武鸣县，意“以武而鸣于天下”，并升为武鸣府。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复县，武鸣府又改为武鸣县，属南宁。2015年武鸣撤县设区成为南宁市武鸣区。武缘县（武鸣县）治所三度搬迁，邕宁和武鸣也成为南宁（邕州）最早建立的县份中仅有的保留至今的县份（后改为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