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奥秘：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揭秘

史说新语︱三足金蟾小考

史汝嘉

1991年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出土的宋瓷举世闻名，以其器型丰富，制作精良，轰动海内外。精品、珍品、孤品，集中展示了南宋后期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非凡的艺术成就。其中，荷叶盖罐、龙耳簋式炉、青白釉梅瓶、三足蟾形水盂等文物更是稀世之珍，被誉为“国之瑰宝”。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发掘的各类器物中，三足蟾形水盂使我们清晰的看到南宋青白瓷的塑形能力，其威猛的造型，精致的釉色，使人流连忘返。不禁要问，蟾之造型起源于何时、蟾类作品在历朝历代的形象是如何演变的、何时出现了三足蟾的造型？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笔者试着结合文献资料、考古发掘实物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力求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PART01:蟾在先秦时期的形象考释

由于图腾崇拜的因素，蟾蜍纹样在器物上出现较早，新石器晚期作为图腾崇拜，在马家窑文化彩陶上多有出现（图1）。先秦时期神仙思想方士方术流行，至汉代已颇具完备，蟾蜍作为长生灵物的象征多有出现。

1958年于河北邢台战国墓出土的“龙凤立虎纹壶”，其下半部分纹饰中即出现有四足蟾（图2）。西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一幅帛画（图 3），其左上角残月之上绘一只四足蟾蜍。1964年河南省南阳市西关发掘一座汉墓，其中一块汉画像石上刻画的就是嫦娥奔月（图 4）故事。画面左上方一轮圆月，内有蟾蜍，画中女子当为嫦娥，双手前拱，面向月轮飞腾。

东汉张衡在其天文著作《灵宪》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注 1）

借此古人或观察月亮上环形山的阴影，或把它形象比作蟾蜍，并与之附会成神话。

《后汉书·张衡传》详细记载了张衡的候风地动仪使用了蟾作为配件：“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注 2）

以上文献记载没有明确的说明蟾蜍到底几足，但文物上蟾蜍的造型还是四足，并且与其他主题纹饰相互组合出现。

PART02:蟾的世俗化演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蟾形水盂出现，造型憨态可掬，形象更加贴近生活。

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所述：“水滴，像形者，其制甚古，蟾滴、龟滴，由来归矣。古者以铜，后世以瓷，明时有蹲龙、宝象诸状，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者则名曰滴，不名曰盂。”（注 3）

上海博物馆藏西晋越窑青瓷蛙形水盂（图 5），该器物釉色青灰中泛黄，釉面有开细片。水盂敞口，鼓腹下敛，腹部堆贴蛙的头及四肢，高圈足，足无釉，露胎处为灰白色。此件蛙形水盂造型生动逼真，堆塑头部微微昂起，四肢比例适合，似一只鼓腹水蛙起跳前的姿态。设计精妙，堆贴制作惟妙惟肖，整件器物生动而有变化，充分显示了西晋时期越窑工匠的制瓷工艺和审美意境。

唐代的文化大发展时期，各种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互融合，相互碰撞。这一时期文献和图像资料中的三足蟾形象仍没有出现，仍然是四足的形象。最能直接体现的便是唐代铜镜上蟾的形象。

1955年，在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发掘唐代兴元元年（784年）陈曦夫妇合葬墓。墓中随葬了一面铜镜（图 6），镜钮上方一轮圆月当空高挂，月中桂树枝繁叶茂，其两侧分别为月兔握杵捣臼，蟾蜍伸展四肢。

PART03:三足金蟾的出现

宋代时期文献记载便出现了三足蟾的造型。以后各类艺术作品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或与宋人的注经活动有密切相关。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偏重于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对经典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随着时间的推移，严重地阻碍了儒学的发展。宋代的内外矛盾和民族间斗争特别尖锐，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一大批饱学之士热衷注经活动，南宋哲学家陆九渊的名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注 4）。由于前代文章典籍之语言至宋时与当时之行文已有变化，时人多注解经典，更会夹杂自己的一些观点，或受此影响蟾由四足变为三足。

由于古文献中三足乌与蟾常常成对出现，分别代表日月。

《淮南子·精神训》载：“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注 5）

王充《论衡》又载：“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注 6）

三足乌与蟾蜍还多以祥瑞之照出现在典籍中。

《册府元龟》：“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献三足乌是月定州献嘉禾。”（注 7）

《艺文类聚》之《古今注》：“所谓赤乌者，朱鸟也，其所居高远，日中三足乌之精，降而生三足乌，何以三足，阳数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锄瓜，三足萃其冠。”（注 8）

随着注经活动的进行，宋人对金蟾的形象加以改进，变为三足，进而将其形象固定。

《文献通考》之《宋中兴天文志》中记载：“月与天街皆在昴、毕间，故昴、毕之间为天街，黄道之所经也。月者，阴宗之精也。为兔四足，为蟾蜍三足，兔在月中，而蟾蜍之精为星，以司太阴之行度，月生於西，故於是在焉。”（注 9）

《五灯会元》中又载：“师曰：“夜闻祭鬼鼓，朝听上滩歌。”问：“如何是上座家风？”师曰：“三脚虾蟆背大象。”（注 10）

三足金蟾可归于躯体欠缺神物，而日中的三足金乌，则属躯体过剩神物。其实，日中的三足金乌、月中的三足金蟾，都说明它们不是普通的乌鸦或蟾蜍，其与众不同的长相，暗示着其超凡的力量。

考古出土以及传世作品中，宋以后三足金蟾的作品迭出。以下列举几例：

浙江省慈溪市博物馆藏有宋代越窑三足金蟾形砚滴（图 7），蟾三足立于荷叶形托盘上，昂首嘴微张，腹部中空背部有开孔，乃乃砚滴之造型也。其釉色莹润，可称得上越窑之上品。此砚滴工艺考究，蟾身布满鼓钉纹饰，背部有卷草纹以表现肌肉之动感，细致入微。值得注意的是此砚滴之承盘与砚滴分烧，承盘荷叶造型，盘心叶脉勾勒疏密有致。两侧盘沿卷曲，与蟾形砚滴相应成趣，一派荷塘蛙趣之景象。

四川遂宁窖藏出土的宋三足蟾形砚滴一大一小（图8、9），皆为景德镇青白瓷作品。大者尤为威武，该器以模印、刻划，点彩为装饰方法，器口位于蟾蜍的背部。 蟾头部上仰，腹部微鼓，扁唇，眼、鼻施褐釉点彩装饰。脊线两侧满布乳钉，似瘤疣，极富装饰效果。

无独有偶，日本藏家也藏有一只三足金蟾水盂（图 10），形制小巧可爱。蟾蜍头的唇部延伸出一周凸痕，模印花纹就在这圈凸痕之上。堆贴三足，足的造型简单，前两只足上刻划了两道弦纹装饰。器物外壁施青白釉，积釉处青翠可爱，釉色白中闪青，青中闪白，釉面光洁莹润。施釉至腹中部，器底和足部未施釉，胎土细腻，背部至尾部的中央为两条凸线纹隔离出的刻划的花纹带，大的乳钉纹位于背部两侧各七颗，并施褐釉点彩装饰。背部开孔处其水柱依然保持完好，弥足珍贵。

明清时期金蟾的形象进一步得到确立，各类文献记载屡见不鲜。《本草纲目》金蟾：宗 曰：世传三足者为蟾，人遂为三足枯蟾以罔众。（注 11）《程氏墨苑》一书中刊刻墨谱众多，其中有“仙凫”乃金蟾之形（图 11），立于波涛之上，逸趣天成。

明郢靖王墓也出土有铜三足金蟾水盂（图 12），是明代初期金蟾造型的重要实物资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白釉暗花金蟾闹海纹十方洗”（图 13），又与《程氏墨苑》之金蟾造型相仿。值得关注的是，金蟾造型的砚滴不仅在中国流行甚广，同时还在邻国朝鲜颇为流行（图14、15），但全部为四足，而不是国内三足金蟾的形象。

古文献中虽然很早提出蟾的形象，四足神仙灵物变为三足，由先秦时期神物变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吉祥、祥瑞。金蟾与古文献中三足乌一样，其与众不同的长相，暗示着其超凡的力量。两晋以后金蟾水盂出现，不过依然为四足，至宋以降三足金蟾水盂颇为流行，且多为文房用品，邻国朝鲜也将此习惯继承，虽形态各异，但多为四足。

金蟾被古人视为“祛病、 长寿、富贵、祥瑞”的吉祥符号，至今金蟾依然作为招财之物，人人争相购买。它作为财富的象征，在艺术创作中，体现了人们渴望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参 阅：

1、张衡：《灵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2、《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四十九，中华书局，2000年。

3、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说杂具第九》，中华书局，2012年。

4、（宋）陆九渊.象山集·卷之二十一，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5、（汉）《淮南子》中华书局，2009年。

6、（汉）《论衡》，中华书局，1985年。

7、（宋）《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70年。

8、（唐）《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95年。

9、（元）《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

10、（宋）《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9年。

11、（明）《本草纲目》，崇文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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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立言博士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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