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案|水生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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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春秋战国时代，四川一带曾出现过两个体系的青铜器物，经研究推测，四川西山、高原所用青铜器物属于欧亚大陆式的带柄青铜器物，而四川盆地及其周围则属于中原的圆形器物，在雅安一带属于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两种器物都有出土。

青川-茂县-成都-雅安-盐源一线区域，是四川春秋时代有柄青铜与有柄青铜器物在春秋时代存在的界限，但在雅安却同时存在两类青铜器物。

在国际上，学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东、西两个系统，在西亚、中亚和中近东地区，多为带柄镜。

在中国，圆形板扣镜子（又称“中原镜”）,到现在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青铜镜子是两件，一件是在甘肃广河齐家坪村发现的，它是一件没有任何花纹的青铜镜子。

另一件在青海贵南县的尕马台，有七角星形，属于圆形刻度盘上的纽扣式镜子。

四川地区所发现的最早期的青铜镜子，年代相对较迟，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并同时出现了有柄的、圆形的、有扣的、有盖子的镜子；四川盆地周边（包括重庆出土的两件青铜镜子），大多数是楚式镜子，少数是秦式镜；

四川西域地区所发现的青铜镜片，都是带有把面的青铜镜片，与唐代及宋代之后所发现的带有把面的青铜镜片，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章通过对四川各地方青铜器物的考察，来考察其在各地域中的分布状况。

一、四川西山山区带柄眼镜

在四川，除已发现9件之外，已收集到10件，总数为19件。

九件中，有三件被初步认定是一件青铜饰物，但经过学者的考证，发现这种被称为“铜牌饰”的器物，与古代的带柄镜子很相似，因此推测它们应是一件青铜器物。

已有文献对四川带柄铜镜的探讨，多侧重于其纹饰、形态、分类和文化特点等，而对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则缺乏深入的探讨。

在今雅安的荥经、宝兴、芦山发现了一批有柄的铜质铜片；甘孜境内的炉火，泸定，九龙，雅江；凉山盐源县与阿坝茂县都在今天四川的西边，从地貌上看，它们都是山区。

其中，以石棺为主，少量为土坑，并以巴蜀文化和石棺文化为主要特征，表现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融。

出土的青铜器物年代为春秋战国至秦汉，出土的青铜器物年代为春秋初期至春秋末期。

四川发现的带柄镜子，都是由镜子和镜柄两部分构成，镜子的形状是圆的（或卵形），镜子的表面平滑，没有任何装饰，而在镜子的后面，则有一些装饰着动物、花叶和几何图案，也有一些没有装饰，在镜的柄部与镜的接合处，可见扁平的部分。

根据中国古代出土的有柄的铜镜遗址，现今的铜镜遗址多见于新疆、西藏、云南、四川地区，其起源于欧亚大草原，扩散路径为中亚-西藏-四川，并由中亚地区传入塔里木地区；并沿塔里木盆地西南边缘进入西藏的西段。

又经由青藏，沿着横断山沟谷，流入四川西北、滇西等地，正好是一个“半月形扩散带”，抵达西藏、四川后，又进行了本地化，并添加了当地因子，故与新疆出土的带柄铜片迥异，从四川引进到这里，就经历了一个传播历程。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在四川9座古墓中分别发现了一批带柄的青铜镜片，由于其中一些来自于野外，很难确定其年代。

因此，我们选择了少数可以确定其年代的青铜镜片，通过对这些青铜镜片的形态分析，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青铜镜片在春秋时期从炉霍（较早）-泸定（较中）-宝兴（较晚）-荥经（较晚）之间的时空演化，即由山而南，由北而南。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根据现在的分类，在春秋时期，这种带柄镜的形制被归为 A类，其最大的特点是镜柄和镜体是一次铸成。没有杏仁状的结合部位，可分为两个亚型。

总之，因其与传统铜镜在造型、装饰等方面存在较大区别，故被视为与西式带柄铜镜有紧密联系的铜镜。

从西往东进入四川后，不仅没有结束本地化的过程，反而不断向东蔓延，直至今日雅安宝兴、荥经等地区。

带柄镜由四川西部高原山区传入四川中部与山地交界处时，其形态也经历了由一次铸造到出现了“扁桃形”连接部分的演变。

二、中原式样的四川盆地青铜镜片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一带盛行着一种具有正统样式的青铜镜子，即“楚式”、“秦式镜”。

据统计，在四川（包括重庆）境内，现已发现并收集到的具有战国中原式样的青铜镜子15件，包括已发现的12件，已收集的3件；八面是楚式镜，七面是秦式镜。

其中以成都阳子山墓群出土最多，但因所载资料所限，其中三件青铜镜子虽未能见到图案，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应属古代镜子无疑。

除了收集到的，剩下的都是从坟墓里发掘出来的，陪葬的都是楚文化的坟墓，里面的东西都是楚式的镜子，而带有秦文化特色的坟墓里的东西就比较少见了，里面的东西都是秦式的镜子。

四川楚式镜体呈圆形，一面光滑，一面雕刻着山字纹、羽纹、蟠螭纹和草叶纹等图案，呈现出明显的春秋时代镜体特征。

弦纹镜子出现于战国晚期，初期的弦纹镜子，弦数稀少，仅有一圈，战国中期和后期则出现了三到五圈的弦纹。

从春秋末期到西汉初期，弦纹镜子的出现是一个相对稀少的时期。

四川秦墓葬中所出的弦纹镜子具有较强的秦制风格，迄今所见的所有弦纹镜子都有双周长的弦纹，一般在7-7.5 cm之间，阳子山的弦纹镜子最大可达13 cm。

春秋时代，蜀与秦、楚接壤，深受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春秋时期，蜀曾经向秦进贡，后来在南郑与秦国交战，直至公元前316年，蜀被秦王所征服，而蜀也被纳入了秦国版图。

秦蜀两国的关系是“随着蜀国人民对秦文化的逐渐认可，蜀地原来的文化传统逐渐向秦靠拢的一种历史趋向”。

蜀地对秦文化的吸收是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而到了春秋战国后期，秦文化对蜀地的影响更为突出。

蜀与楚国相邻，两个国家在春秋时代曾有过交往，据史书："肃王四年，蜀伐楚，攻陷了西域。故楚为扞关以距之，与其相隔，不能相见。

”楚人在蜀地的定居点以及楚国王公们在蜀地的落脚点，都会对楚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有考古学研究表明，楚国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除楚国的陪葬习俗（例如用绿膏土填充坟墓等）对蜀人的陪葬习俗产生一定的冲击之外，楚国出土的文物也对蜀人产生一定的冲击，其中以青铜为代表，漆器、陶器等为代表。

在春秋战国时代，蜀、秦、楚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秦、楚两个国家为了争蜀，经常发生战争，而秦、楚两个国家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蜀两个国家的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四川秦式镜、楚式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战争、贸易及其它途径传入，也有可能是本地仿制。它们的发源地以成都为中心，向北延伸至青川，向西延伸至雅安，向南延伸至汉源。

三、四川青铜镜片的区域分化

由上述论述可知，四川战国时代的带柄青铜与传统青铜在区域上的空间格局主要集中在“青川-茂县-成都-雅安-盐源线”，特别是在荥经一带，两者皆有出土现象，即在此线上，“带柄青铜”盛行，而在东面，则是“带柄青铜”盛行。

楚、秦两种类型的镜子，一直持续至西汉初期，并逐步为新兴的新青铜镜子所代替。

四川传统的从汉到明朝的镜子，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

例如：成都阳子山陵墓发现了多种类型的西汉镜子，绵阳昭明的佛儿崖和宜宾的翠屏山发现了东汉镜子；广元地区下西坝，收藏有两个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石；一件唐四神十二属相在阳子山墓中出土。

在成都白马寺和绵阳新皇乡的阳子山墓中发现并搜集了各类宋铜镜；华阳保和乡发掘的是一件元代菊花花叶纹铜镜；广汉昭化宝轮大院建筑施工现场搜集了明信片上的白鹤楼镜子；

成都永兴寺所出的一件仿汉制的青铜铜壶，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东西。

而在此之后，所发现的秦汉时期的铜镜，仍然在带柄铜镜与普通铜镜的交界处的以东，向西延伸至雅安，在雅安曾发现过宋朝时期的铜镜。

然而，从秦汉至明朝，四川青铜器物的出土文物主要集中在“青川-茂县-成都-雅安-盐源线”东侧，成都及其周围仍是青铜器物的重要产地。

而“雅安”这条线的西侧，则是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明清时代，青铜器物的出土文物并不多见。

结语

据此，可得出，两种体系的青铜器物均为四川青铜器物，而受甘、青及滇中文明的影响，其器物多为西南方的蛮族，青铜器物多见于春秋战国初期，而春秋末期则流传于雅安一带，即为“山间-盆地”转型期。

在四川流域，受秦楚文化影响，其使用主体为蜀、秦、楚三国，因此，在古代社会中普遍使用圆形板状带扣镜子。

但在四川盆地与西南山地交界处的雅安，却同时出现了这两类类型的青铜古镜，且在雅安东部没有出现带柄青铜古镜，而在雅安西部也没有出现带柄青铜古镜，这说明在雅安中心处出现了一道明显的界限，且该界限的东西部分别属于两个文化、地理区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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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J］．史前研究，1984，（1）．

3.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J］．考古，19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