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围屋的两次修建：后人希望将其打造成文化博物馆

6月底，惠州正进入荔枝采摘季，从高温湿热的市区出发，汽车在惠城区仍图圩镇拐入仍北路，一大片的农田映入眼帘。这片东江西岸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除了正在变为金黄的稻穗，还种植着大量的火龙果、番石榴、甜玉米等农作物。

仍北路通向仍北村，仍北村的滩子尾村民小组有一座围屋。这座围屋历史不算悠久——修建于1956年，至今也不过62年；这座围屋也不算豪华——92间房，石头基础，泥砖砌墙。但这座围屋里却有着特殊的故事：它是1956年由政府出钱修建，1959年遭遇洪灾倒塌后，政府再次出资重建。一座围屋为何会让政府两度出资修建？围屋的主人——300多年前由梅州大埔大和坪迁居而来的滩子尾汪氏后裔，会告诉你答案。

庙滩水库中央，被水淹没只露个顶的湖心岛就是当年滩子尾村所在地。

家族故事

开基

来自大埔 铁冶登岸

从滩子尾村民小组走一段村道，拐入仍泰公路，就能来到一个水库堤坝上。堤坝西面是庙滩水库，东面是东江，风光秀丽。

49岁的汪日良是汪氏家族的第十代子弟，他指着水库中心一个小小的湖心岛说，那里曾是他们先祖的聚居地，村名叫滩子尾。滩子尾位于东江中游，东江在这里几乎拐了一个180度的大弯，将滩子尾揽在怀中，滩子尾在庙滩水库建设前因位于原河滩尾部，故名滩子尾。

从堤坝沿着一条小路可以走到东江边，在东江边上，有一座寺庙——保宁寺。保宁寺正好位于东江大拐弯的节点上，从寺庙望出去，这里的江面开阔而平缓。据说保宁寺曾叫“铁冶禅寺”，因为这段江面经常涨水，带来灾害，改“保宁”之名以期风调雨顺，家园安宁。

虽然寺庙改名了，但铁冶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今，保宁寺所在地是仍北村铁冶派村民小组，铁冶派以前叫铁冶都，因周边山岭矿产丰富而得名。

矿产丰富，江面开阔，在水运较为发达的清初，铁冶都是东江沿岸上一个较为兴旺中转地。83岁的汪有清是汪氏家族第九代子弟，虽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极好。他说，根据村民口口相传的历史，300多年前的一天，汪容佐乘船从梅州大埔顺流而下，看到铁冶都如此兴旺，便决定在此登岸。

300多年前的铁冶都有多兴旺已不得而知，但解放前的铁冶都兴旺的场景，汪有清仍然记得。“每天铁冶都的码头都有许多船只停靠，临近春节最多的时候有近百艘，有货船也有客船。”汪有清说，来往的船只主要是往返河源和石龙、广州的，位于东江中游的铁冶都刚好是船只停留歇脚的好地方，当然，一些货物的交易中转也会在此进行。

汪容佐在此登岸后，就没有离开，他后来娶了一位姓邓的女子，在铁冶都附近的滩子尾定居，成为滩子尾汪氏的开基祖。

繁衍

“三大王” “四大将”

滩子尾在东江边附近，四周群山簇拥，但并非高山，村前平川开阔，还有一条大河沥，是东江的支流。这里土地肥沃，渔获丰富。根据滩子尾村新修的《汪氏族谱》，汪容佐在此定居后，生了两个儿子：汪潮中和汪捷洪。两个儿子长大后，各自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长子汪潮中与父亲一起在滩子尾坚守，次子捷洪则带着母亲移居博罗八围坪山头村（现湖镇镇新作塘村坪山头村民小组）。“据说潮中公喜欢吃鱼，所以留在东江边，捷洪公喜欢打猎，所以移居他处。”汪有清说，如今，捷洪公的后裔也会时常回来祭祖。

汪潮中在滩子尾辛勤劳作，娶妻生子。汪潮中生四子，长子荣浩，因此前家谱资料遗失，其余三子后裔情况不详，新修的族谱也略去了。

在“三代单传”之后，滩子尾汪氏一族的人丁在自第四代起开始兴旺起来。荣浩公生鸣昌、凤昌、兰昌、和昌四子，其中鸣昌、兰昌、和昌三公后世繁茂，成为“三大房”，因为谐音被族人称为“三大王”。荣浩公四子和昌又传震元、新元、经元、伦元四公，且四公后代均人丁兴旺，因而被族人誉为“四大将”。此后，汪氏一族不断繁衍壮大，如今已有十三世600多人。

在农业社会里，男丁多，劳力足，家庭的生活也就渐渐好起来。四世汪兰昌生前为人正直，善良，敢于担当，颇得族人尊重。在家族生活稍有起色后，他和父辈一起带着兄弟及后裔13个家庭，重修曾祖父容佐公之墓。根据墓碑上的记载，重修的年份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也正是墓碑上的这个年份，让滩子尾汪氏后裔得以推测，先祖很可能是在清初定居于此，距今已有300多年。

族人

经元之妻 奉旨安葬

因为家谱的遗失，汪氏先祖的很多事迹不得而知，只能是靠族人的口口相传和墓碑寻找痕迹。族人在这两年重修族谱之时，就发现了五世汪经元的故事。

汪经元是和昌公的第三个儿子，号幹成，例授修职郎。修职郎是清朝正八品文官的散官官阶，是虚衔不是实职，相当于现在副处级或正科级的行政级别。

据清光绪十四年(1888)修缮的经元公墓碑、清道光二十四年(1845)重修的林孺人墓碑及清光绪十七年(1891)修缮的黄孺人墓碑记载，可以看出，经元公先娶林孺人，生二子兰茂、桂茂，林孺人卒后继娶黄孺人，生二子，腾茂、芳茂，卒后谥慈顺，奉朝廷圣旨葬庙滩水库边芦箕排。

从安葬年份上看，经元公和继娶的黄孺人两人安葬时间均在林孺人墓重修的40多年以后，两人估计均很高寿。此外，从黄孺人卒后被授谥号，墓亦为奉旨修造，而经元公本人却没有如此殊荣的情况分析，估计应是母以子贵而致，且子贵的时间应在经元公去世后获得。可惜经元公之子的墓被毁，难以寻觅。

根据村民口口相传，经元公的长子汪兰茂为人善良，做人忠厚，在博罗当地名声极佳。而如今兰茂公的后裔也从政为官者较多，族人认为这或许与经元公和兰茂公的家风有关。

经元的孙辈，即汪氏第七世汪国安也是村民口口相传的名人之一。国安公尊老爱幼，同时勤俭持家、乐于助人，良好的家风也影响了后人。国安公长子凤庭后裔，十世连旺和连榕两兄弟在深圳打拼创业，并热心公益帮贫济困，被深圳市授予“慈善企业家”荣誉称号，2016年，这两兄弟又联手族人创建滩子尾同乡慈善基金会，通过扶老、帮困、助学将国安公的良好家风发扬光大。

随着村民们的搬离，围屋现在已经落败。

围屋旧事

迁居

修建水库 全村移民

汪氏一族在滩子尾居住近300年之后，于1956年迎来重大的变迁。

解放后，国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为确保仍图片区的农田灌溉，三面环山且地势较低的滩子尾和相邻的庙前村被选作了水库用地。为纪念这两个村子，水库取名为庙滩水库。

对于国家的政策，汪氏一族也积极响应。1956年冬，全村32户145人统一移居到水库东南方的滩子尾新村。滩子尾新村是一座政府出钱新建的围屋。

新围屋大约占地5000平方米，围屋前面有个同样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大广场，广场一侧有个水井，大广场前则是风水塘。围屋按照4横排2纵列布局，共92间房屋，每间房屋大约24平方米。从大门进入，分为前天街、中天街和后天街，其中祠堂位于中天街和后天街之间的第三排房屋，共三间，祠堂前面还有两间为中堂。除去5间祠堂厅房，其余87间均为民房。

成为水库移民后，村民们每家每户都分到了新房，原来有多少间旧房，就能分到多少间新房。80岁的汪瑞容回忆，在搬进新围屋之前，滩子尾村的村民大多非常穷困，外村的女人也大多不愿意嫁进来。有了新房后，许多适龄青年和大龄青年都纷纷结婚成家了。

搬进新房的时候，汪氏第九世、1936年出生的汪修田也已经是30岁的“大龄青年”了，不久他也结婚了，娶的就是同村的汪瑞容。与汪修田同辈的汪有清也是在搬进新围屋后结婚成家的，娶的是外村的一位姑娘。正当他们这一辈年轻人满怀憧憬过上新生活时，一场意外袭来。

汪能光为围屋前广场做设计。

意外

遭遇洪水 围屋倒塌

汪有清清楚记得，那是1959年的五月初六（6月11日），端午节后的第二天。“初六开始落水，整整落了三天三夜。”汪有清说，到了第四天，也就是初九那天，大水进屋了。

《惠州历史大事记》中记载1959年6月11日～15日，东江中游和西枝江流域连降暴雨和特大暴雨，气象站记录这几天的降雨量有516.4毫米，上游河源竟达710多毫米。惠州有句俗话说“河源滴湿石，惠州大三尺”，何况700多毫米的降雨量。至16日惠州水位达17.57米，超出警戒水位4米多，洪灾导致横沥以下的城镇全淹了，就连惠州城里难以幸免。

当时，东江边上的庙滩水库堤坝尚未完工，根本阻挡不了此次洪水，附近的村庄也全部被淹了。“开始是一米左右，然后就慢慢浸过大门，最后浸到阁楼以上了。”汪修田说，大水进屋后，村民纷纷逃到附近的山坡上。

“当时我还大着肚子呢，也只能跟着跑到山上去了。”汪瑞容说，大家逃到山上，也没有吃的，幸好有飞机空投一些食品下来，大家捡到了就分着吃，勉强能填饱肚子。

就这样熬了两三天之后，洪水退去，大家回到村子里，却发现围屋已经被水冲毁，房屋几乎全部倒塌，已经无法住人了。汪有清说，此前一些家谱资料也在这次洪水中丢失了。

围屋按照4横排2纵列布局,大约占地5000平方米，围屋前是一个大广场。

重修

政府出钱 群众出力

一场洪水，把才住了3年不到的围屋冲毁了，全村人无家可归，甚至想投奔附近的亲友也不可能，因为附近的村庄也几乎是同样的遭遇。

“大家只能是盖简易的茅屋暂时住下来。”汪修田说，政府也非常关心受灾群众，洪水退后，很快就拨款下来，当地政府还组织周边群众自带干粮，席地而卧帮助滩子尾受灾村民重建家园。

汪修田记得，那时几乎全仍图的青壮年都投入到重建家园的行动中，就靠人力一点点地挑砖挑砂把房子修建起来，其中建房屋砂子就是到附近的东江边去挑的。滩子尾村的围屋仍按照原样修建，但是为了预防再次给洪水冲毁，以石头作为基础，上面再砌泥砖为墙。

新修的围屋设置了三个出入口，正门朝向西南，另在两侧开了东门和西门，方便群众出入。尽管经费紧张，村民还是把大门好好修葺了一番，保持着传统围屋青砖墙面、花岗岩门框的“标配”。

1959年底，村民再次住进围屋。“但是因为赶工，房子有许多地方修得不是很好，有的房屋泥地板我们住进去的时候还是高低不平的。”汪修田说，但那时候已是年底，天寒地冻，没有办法，只能将就住了进去。

1964和1965两年村里农业连续丰收，村民经过商议，便抽出部分资金将围屋的土砖房加固了砖柱子，使得围屋更加坚固，并能够保留至今。

快乐

电影放映 均选围屋

生活稳定下来后，围屋的新生一代也陆续出生。1968年出生的汪连榕是汪氏第十世，因为这围屋，他觉得童年非常快乐。“围屋里一家挨着一家，一到吃饭时间，我们小孩子就喜欢端着碗到处走，哪里有好吃的闻闻香味就知道了。”汪连榕说，围屋里的小孩也可以随意追逐玩游戏，反正到处都是通的，地方也够宽敞。

当然，大人和小孩最喜欢的还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大队放电影，基本上都是选择在我们围屋的前天街。”汪连榕说，“因为围屋前天街四周有房屋做隔断，同时又留有四个口，售票人员只要守住四个角就可以了。”

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十多二十年间，围屋里的人口迅速增长。几乎每家每户都生了四五个以上孩子，多的甚至七八个。汪连榕就有7个兄弟姐妹。比汪连榕小一岁的堂弟汪日良，家里也有五个兄弟姐妹。

汪日良出生于1969年，是家里的老幺，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原来分的两间房屋已经不够住了。在他的印象中，那时不少人家都住进了阁楼里，原来搭阁楼主要是为了放粮食的，但当时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我那时还是跟鸡睡在同一间房屋里呢。”汪日良笑言，“而且鸡是住在窗户底下，它们呼吸的空气都比我新鲜。”

汪修田回忆，也就是在那20年间，围屋里的人口增加了3倍左右，高峰期，围屋里住了400多人。也是因为地方不够住，就开始有人在围屋的角落里加盖房子，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围屋出生的一代人也开始要结婚成家了，于是就陆续有人在围屋外建新房了。

滩子尾围屋如今已成为汪氏家族的祖宅，汪氏家族后人在积极对围屋进行保护与规划，希望老屋得到新生。

老围屋要“进化” 该如何获“新生”？

承载着汪氏家族移民记忆的滩子尾围屋，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字，村民就称它为“老屋”。如今，它已成为汪氏家族的祖宅，汪氏家族后人在积极对围屋进行保护与规划，希望这座祖宅能变身博物馆或民宿。

乡贤

创慈善基金会扶老帮困助学

上世纪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汪氏一族许多人都到了深圳谋生。经过十多二十年的打拼，许多事业有成的村民又回到老家来建楼房，围屋里的老一辈也随着年轻一代搬出了围屋，住进了洋楼别墅，颐养天年。

84岁的汪有清现在住的就是儿子建好的洋楼，儿子在深圳做厨师，事业发展得不错，回家建了房子。房子里面的装修如别墅一般，客厅中空，红木沙发，各种家电，一点也不比城里差。

汪有清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但走出去的一代，并不满意，他们想让家乡变得更好，让族人更加团结。

2016年，汪氏第十世，汪连旺、汪连榕、汪日良、汪春浩等人正式创建滩子尾同乡慈善基金会，以此扶老、帮困、助学。基金会设有章程实施细节，根据村民的情况给予帮扶。

在扶老方面，给村里60虚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金，其中60~69岁每人每年100元，70~79岁每人每年300元，80~89岁每人每年600元，90~99岁每人每年1000元，100岁以上每人每年1万元。同时，每年宴请60岁老人一次。村中有60岁以上老人去世的，则给予家属3000元安抚金。在帮困方面，针对重大疾病，实行一病一补，根据疾病不同，给予2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帮扶。在助学方面，考上研究生和重本的每人资助2000元，考上本科的每人资助1000元。2018年的捐助名单已经公布，村里共有98人受益，共支出7.2万余元。

汪修田（右）与汪瑞容是目前住在围屋里的唯一一户人家。

新生

改善基础设施修建文化广场

除了创建慈善基金会，汪日良和同乡们还在为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而努力。在他们的协调下，村里装上了路灯，修好了村道，重修了族谱。现在他们还在筹划推动老围屋的新生。在围屋里出生长大的汪日良，对围屋有着深厚的感情，“看着它丢空、落败，心里不是滋味。”

夏日的太阳火辣辣，围屋里却显得有些冷清。围屋里的村民绝大多数已经搬了出去，住进了在围屋周边新建的楼房里。83岁的汪修田和80岁的妻子汪瑞容目前是住在围屋里的唯一一户人家，事实上，从1956年住进来，他们就没有搬离过这里。夫妻俩生育了6个子女，子女先后搬出围屋，成家立业，夫妻俩没有跟随。汪修田说“在这里住习惯了”。

汪修田和妻子住的两间房，几乎还保持着原来的结构，木门木窗，木板搭的阁楼，甚至家具也还是三四十年前的。当然，老房子里也添置了冰箱、电视等家电，后面搭建的厨房也用上了自来水和液化气。

采访期间，68岁的汪能光带着一身暑气走进汪修田的屋子里，他手里拿着一张A3纸，上面是他画的围屋平面图草图。汪能光年轻时从事房屋设计，参与过深圳香蜜湖的相关设计工作。退休后回到家乡，继续发挥余热。

汪能光说，得益于国家的相关移民政策，围屋前约5000平方米的广场将被改造为滩子尾村文化广场，汪能光被委托为这个广场做设计。

设想

让老围屋变身文化博物馆和民宿

汪能光的草图是花了一晚上画的，纯手工画的。在这个平面图里，汪能光把围屋的每一间房屋都画出来了，还标注了尺寸。他甚至还记得哪一间房屋是谁家的。在5000平方米的广场上，汪能光设计了村道、篮球场、健身器材、排水闸口和相关的绿化。广场前面的池塘也将在这次改造中修建护坡和围栏。

如今，广场前的地面已经开始平整。文化广场的改造也使得汪连榕和汪日良对围屋的新生有了初步设想。将来围屋若能修复，可用来做文化博物馆，设客家迁徙文化区、客家民俗文化区、惠州水利建设成就展示区、滩子尾村史展示区等。东西两侧的围屋则可以建成民宿，农家乐餐饮可以设在围屋西侧小河边的村民老房子中。游客到此可品尝正宗的仍图特色菜，还可到临近的庙滩水库和东江边骑行观光，感受田园之美。

汪日良说，从设想到实现或许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也正是他们这一辈人的使命。

恵报全媒体记者：香金群、李向英、姚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