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胡适：从论战失利到史学革命的壮丽转身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论战是一次关乎中国现代人文科学、尤其是华夏早期历史研究走向的重大事件，到《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层累说”更因胡适的加封而成为“史学革命”的楷模……后来涉及此次论战的论著，绝大多数学者都想当然地认为顾先生取得了胜利，只有极少数知“层累说”之不然而又不知其何以不然的学者在涉及论战时，仅仅把双方的观点罗列出来而未加置评。但与其密切相关的“疑古”“信古（含‘走出疑古’）”之争至今不曾消歇。从史学专业看，这个命题是当时学术界不太可能得出正确答案的难题，论辩双方和以裁判自居的胡适都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方法和知识储备。因为它是中西学术碰撞所导致的思维混乱的产物，并进一步成为更加混乱的根源，笔者撰著了《终结“疑古”》一书予以全面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读。

胡适

但这并不意味无法寻求真相，当用考而后信的治学方法深入研究、用第一手材料对“层累说”及其论战、《自序》及“古史辨派”的公开宣称进行比较后，通过梳理顾颉刚、胡适从论战前到《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心路历程，结合考察其他相关因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现今人们印象截然不同的答案，失败的一方是顾先生，而且是完败，先生在论战之后心态极其糟糕，出现了精神崩溃的征兆，甚至多次提及自杀，本就不佳的身体同时陷入了生理的失调。而养病一年之久的胡适重返北京正欲大展身手之时，却在顾先生写不出辩驳文章后立刻将自己极为钟爱的《读书杂志》停刊，乐观主义的胡适陷入了他成人之后首度的精神萎靡状态，已经康复的身体重又出现了生理上的病象。本文解析了他们由论战完败到“史学革命”的大逆转的诡谲历程。

一、从论辩角度看立论方完败

论战的起因出于偶然，胡适南下养病，《读书杂志》缺稿，顾先生以信手写给钱玄同的长信代替，这只是个读书札记，阐述了“层累说”的想法，由此引发论战，持续近一年，一直到刘掞藜发表《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邪？真邪？》和柳诒徵总结论战的《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文截止，而并非人们印象中胡适所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理解传统文献记载内容的客观性。“层累说”的死穴在于与天文学知识相冲突，而这是提倡以科学整理国故所无法否认的道理，胡适“师徒”对此一清二楚。而胡堇人的角色颇为有趣，他是与胡适关系极为密切的族叔，其人其文始终笼罩着胡适那庞大的身影，推测是胡适为扩大论战影响而自设的一个“魔鬼的辩护士”。胡文颇有条理，其总体见识不在王国维之下。因此，胡适对“层累说”的初衷大可玩味。而钱玄同则始战终怯，拒绝再度参战。这次反方的首席论辩手刘掞藜恰恰是与胡适领导的、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派有直接抵触、温和的、学衡派的大本营南高的学生。而胡适对学衡派基本上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憎恶态度，并持续了一生。

顾先生的心态从得意、兴奋到郁闷、沮丧，主动宣告休战。而后胡适改变了努力社的决定，立刻把论战的阵地停掉以避免为对手利用，并费尽心思曲为辩解。顾先生私下发奋读书，试图拔剑再战，最终放弃。这实际上意味着顾先生已经明确承认辩论失败。

顾颉刚

无论是在辩论场内还是在场外，立论一方实际上都处于下风。在场内，刘掞藜一直奉陪；在场外，顾胡两人情绪都在论战尾声开始陷入低谷，顾先生的精神状态甚至走向崩溃，悄然编纂中的《古史辨》因其心理畸变而中辍。论战失败连带整个新文化运动派受到挫折，胡适不再参与疑古辨伪，与此同时，学者印象中如火如荼进行的“古史辨”运动实际上也已奄奄一息。从反方看，他们确实认为是取得了胜利，如重新在己方刊物上刊发刘掞藜等文，柳诒徵则以评论人的身份——实际是以“学术警察”自居，4月1日发文大开教训，持续“羞辱”新文化运动派，而胡适师徒和深通小学的钱玄同均沉默以待，实际上就是默认了失败。

顾先生心理遭受重创、产生畸变，4月11日订立细读《说文》日程；13日，向来行为循规蹈矩、家庭观念极重的谦谦君子竟立刻产生了单相思，从此难以自拔；22日，他想改换门庭拜王国维为师，研究中心也发生了转移，发表的文章转向民俗学。则柳文对其刺激之深，不言而喻。

到了1924年底，胡适、顾颉刚等人在北京与柳诒徵见面，双方一笑泯恩仇。两大派系在史学界的正面对垒，事实上以新文化运动派的惨败告一段落。张荫麟先生在1925年发表了《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一文，它深入剖析了其中存在着诸多形式逻辑的缺陷和滥用默证限度的失误。可以说，“层累说”到这时完全应该被送入“学术博物馆”了。逻辑和方法都存在严重问题还谈什么学术？

二、《古史辨》编纂的诸多隐情

1925年6月出现了意外，曹聚仁将“层累说”论战文章编成《古史讨论集》出版。顾先生等人早在1923年初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朴社。在论战开始他们就打算编纂《古史辨》挣钱，日记之中多有记录。后因顾先生论战失败而后的心态，中途放弃了编纂，其他人也不敢催逼。从1924年 11月之后，顾先生日记中的《古史辨》就变成了《古史杂论》。这个意外导致顾先生受到朋友们的强力攻击，就答应尽快重编《古史辨》，赶做些文字、加入胡、钱等书信，计划在9月中付印。同时，顾先生参与朴社等的商业活动陡增，说明《古史辨》的重新编纂从一开始就完全是个商业活动，与“史学革命”毫不相干。

书中玄机编纂计划的重大改变，是将顾先生与钱玄同、胡适之间关于“疑古”辨伪的通信加入，这一举措并不寻常，笔者印象中，大规模出版在世人之间的信札应属首创，最值得考量的就是发“疑古”之端的《古今伪书考》。顾先生真实的意思是在告诉学术界：我原有的辨伪认识是怎样的，后来阶段的认识“得力”于胡适之、钱玄同们的引导，言外之意在于，如果我错了，也是他们的错误引导所致，他们也要承担责任。顾先生后来发表傅斯年、柳诒徵及容庚等私信的动机都是同一种手法，目的都是为了给自己辩护、找面子，最重要的目的在于舒缓心理的巨大压力紧张，打出的却是为了学术这样冠冕堂皇的旗号。

其他玄机还有，刘掞藜所写《儒家所言尧舜禹事伪邪？真邪？》没有被收入书中；首次论战的终结篇柳诒徵之文没有被编在中篇结尾，而是夹杂在下篇之中，编在自己勤勉问学的计划书之后、一组反击文章之前，以最大限度挽回颜面并减低该文的杀伤力；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前，反驳最有力的张荫麟之文（1925年4月刊发）应收而未收。其他删改是时有所出。

钱玄同

9月13日，顾先生给胡适、钱玄同写信求序，而胡、钱二人都是快枪手，也喜欢给人作序。按照常理，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给顾先生写序。但实际情况是，顾先生是望穿秋水，胡、疑古两先生竟置若罔闻，都吝于一挥大笔。说明他们对待《古史辨》第一册真实而冷淡的态度。这也映衬出顾先生的论战是一场完败，也对顾先生后来之所以亲自动笔、花那么长时间、写那样的另类长序做一个合情合理的反衬。

顾先生重编《古史辨》这一段，心情和身体委实不佳，生活的困顿、生理的失调等原因导致心态由平和再到愤懑，最应迅速处理的《古史辨》却总在并非必要的反复校对中盘桓，其踟蹰缓慢的进度与8月底9月上旬的高歌猛进适成鲜明对比。

三、疑烽烟再起，回以组合拳

顾先生正焦虑时，1925年年底学衡派突然在《史地学报》上将论战的剩余旧文重发。此事的背景尚不清楚，但这必然触动到性格纤细、心态复杂的顾先生那敏感的神经，如不严肃对待，则《古史辨》甫一出版，势必烽烟再起，而自己又无力招架，屈辱再临、声名折损是顾先生无论如何不愿承受的。如何避免在给朋友牟利的同时而又不影响到自己得之不易的学术声誉必然成为考虑的首要问题。

杀猴儆鸡顾先生当然要考虑应付已知的“学术警察”和论战对手，打出了《说文证史》专号一记重拳予以回应，拉上了擅长文字学的钱玄同、魏建功（同事、江苏小同乡）和容庚（同事、密友）对学术警察进行“围殴”，它名为讨论，实为有组织地动用机关刊物来谋取私利。古史体系是否成立、《说文》面貌如何都完全是学术问题，这些“学者”却不断指责对方“崇古”“信经”，存在思想“保守”乃至“反革命”的态度，以“思想”做论证的手段属于“人身攻击”的谬误。这有着极为明显的警告之意，表明我们是一帮人，谁和我们过不去，我们就要和他战斗。如此大动干戈，就是要达到“杀猴儆鸡”以儆效尤之目的。顾的好友孙伏园则在副刊上写文章斥之为“柳逆翼谋”。这都是逻辑学上所谓诉诸后果的谬误。《说文专号》的抛出与《古史辨》的重编、出版有着不容否认的直接因果关系。这对中国现代学术健康、有序的发展是极为不幸的，它开了现代学术有组织地大批判之先河，并使对立从社会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派与学衡派转化成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对立，它使学术对立派系化、组织化。以北大在国内高校中的地位，一般人谁还敢再去辩论！

笼络论战对手刘掞藜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约定随时奉陪的刘掞藜不仅没有再辩论，而且在 1925年下半年或 1926年年初还加入了以顾先生私人圈子为主的朴社。并非偶然的是，在 1925年年底，顾先生通讯录的中后部出现了“湖南安化蓝田柳家湾双庆泰号转刘楚贤”，居然能把信从北京寄到相隔数千里外的湘西，而此信又需再转到刘掞藜所在的大学，旅程近万里。则顾先生殚精思虑之密，经营功夫之深，让人惊叹不已。

特异《自序》索隐在求胡、钱之序四个月不可得时，顾先生启动了一个漫长的《自序》工程，它的撰写异常诡谲。《古史辨》重编时本来计划尽速出版，蹉跎延误至 1926年年初，还要冒着贻误商机的危险，花费四五个月做一个前无古人的“自序”，于情于理，十分异常。透过心理学考究其写《自序》的心态，交织着情的愉悦与失落、性的烦闷、心理的悲凉痛楚以及身体的失调等，结合逻辑学的手段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动机。

《自序》里存在着大量的非形式逻辑谬误，牵扯进来的许多非学术的东西主要目的不在“讲理”而在“说情”，犯了“诉诸情感”的谬误，将自己的境遇描绘成可怜兮兮的境况，主要动机是为了博取同情，瓦解潜在对手的攻击情绪，逻辑学上叫诉诸怜悯的谬误，顾先生是要用文字的感染力来弥补学术论述的不足，也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极力宣扬反传统以服务于其特定的目标，希望以“共情、煽情”迎合社会心理，犯了“诉诸新奇”的谬误。顾、胡两先生好异属于“诉诸新奇”的谬误。赘引与北大及其名人的关系，尤其是千方百计将自己及其观点和胡适进行连接属于“诉诸权威”的谬误，而《说文证史专号》几近同步展开也说明：无论是谁找我麻烦，我有一帮兄弟，绝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也有实力予以回应。这一切是为了避免给自己的商业活动带来阻碍，同时确保自己的学术声誉不受影响。

而将《自序》与顾先生的日记、书信及读书笔记等更可靠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多有不实之处，可以破解顾先生在《自序》中给自己精心编织的成长史（“古史辨”前史），他推崇、讳言或贬低谁都是有着明确的现实目的，对于受严复的巨大影响、章士钊的好感都只字未提，因为他们被社会视为落伍者，说在学术上曾经仰慕章太炎、佩服康有为，罗振玉、王国维也有缺点……唯独对胡适备至推崇。这明显太过，以进化论而言，当时潮流激荡，严复的《天演论》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无远弗届，顾先生非要说自己在24岁后才受胡适的影响实在牵强。而细考胡、顾二人关系，名满天下的一对“师徒”最初竟然是形同陌路，在学术上也无甚关联，他佩服胡适的主要是宣传上的才能。他为何偏偏高调吹捧胡适，甚至表述出中国的学术研究到了胡适达于极致的意味呢？这只有将“层累说”的方法置于和胡适联系起来的背景中才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都是为了强调自己和胡适的学术关联，《自序》是昭告天下，我得了一代宗师的点拨而成金，我的方法来自于胡适，我与胡先生同体连枝、水乳交融，我要有什么错误，胡先生也要承担责任，即使你不再表态，但我顾先生的声誉即胡先生的，链接胡适的动机是“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从而达到遮阴避雨之目的，这是逻辑学上所谓诉诸权威的谬误。在《自序》中关于胡先生上课之初的“震撼”只是“文学”笔法，他贬低陈伯弢、讳言梁启超与夏曾佑的巨大影响都是为了给胡适的“伟大”制造空间。实际上，“层累说”含有近代史学影响的部分来自于他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误读，可谓明修胡适之的栈道，暗渡梁任公之陈仓。这一切只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表达方式，既是给胡适的投名状，也是在北大两派的暗战中输诚于英美派的表示。另外一层实质就是要“绑架”胡适，“摆出一副要死大家一起死”的架势，因为胡适是极为有用之人，是唯一可以帮他摆脱困境的人。顾先生的真实意图果然被胡适看出来了，胡适当然无奈，在真正见识了顾先生后，胡适对顾先生的性格有了新认识。

从论辩的角度看，顾先生在论战中表示出的宽容、风度和用语历来备受称赞，但他们全都忽略了顾先生在论辩态度上存在一个大逆转。他在第一册末尾所附广告预告了第二册的拟目，明文宣示要写“论禹的天神性答刘掞藜先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张荫麟）——答张荫麟先生”。而荏苒四载之后，顾先生预告的反驳文章不仅没有做出来，而且对于论战的态度也彻底变了。在第二册《自序》里表示出不屑“作龂龂之辩”，但实际上是又一次挂起了免战牌，并且是从此不再辩！

四、“史学革命”的诞生

当顾先生绞尽脑汁、历尽艰辛，经过最大限度的运筹帷幄，终于把《古史辨》推向社会后，他在忐忑不安中迎接那不可预知的结果，这时心理的疲惫也达到了极点，生理机制在经过长期高负荷运转之后也出现问题，大病一场。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胡适被逼的登高一呼，“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以西方文化霸权姿态出现，铁嘴钢牙般咬定“层累说”是一次革命。古史体系的成立与否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即胡先生在《读后感》文所说的真伪问题。此时却给同样的人包括他那关系极为亲密的族叔（甚至有可能指他本人）、同样的文章扣上“保守的”大帽子。这已经不是学者讨论学术的态度了。这期间，顾先生并没有增加新的学术论证，除了那篇令人潸然泪下的“文学性”自传，如果没有学术之外因素影响的话，胡适思想的突然转变就不可思议了。结果“古史辨”运动竟然就真的成为“史学革命”，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流派——古史辨派的诞生，并在社会、文化、思想界掀起了“疑古思潮”的狂飙。此前失败的论战被瞒天过海掩饰为成功，一场事关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的论战竟然是以这样啼笑皆非的结局收场。从此，中国的学术界陷入了“疑古思潮”浓雾的笼罩，而摧毁传统文化、历史根基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其雾霾至今驱之不散。

五、“古史辨”的谬妄

千古变局使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形成了凡西即是、惟新就好的畸形心态。而中西学术的碰撞导致了巨大的变化与混乱，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质是削足适履式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穿上西式学术的衣帽鞋，中国早期历史因与西方不同而被视为编造的谎言（或称神话）。非西非中、非经非史的“疑古思潮”之所以横行无忌，固然有学术的内在成因，如经史混一的演变趋势，技术层面受到一些西方史学的影响，而运用到传说时代却不合史学逻辑，而它也不具备什么深厚的学理，既没有独特的办法，也没有精深细致的理论。它的指导思想和论证前提是“历史可以随意伪造”，这实质是今文经学而非史学。结果，“历史学家”消灭了自己民族的源头。而归根结底，它是社会畸形心理的反映，是中国学人对历史文化一种失望、贬低、憎恶、绝望乃至诅咒的价值取向与态度，以疑为伪就是一个严重误区。

“疑古”有着极大的逻辑缺陷，存在两大类逻辑谬误（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实际上都经不起严格推敲，是新的崇拜社会氛围中产生的对中国文化的偏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烦人的结论：偏见很容易产生却很难消除。“疑古”的偏见产生于知识人的角色冲突，当一个人担当着两个或多个相互冲突的角色时，就会出现。斯坦福大学的监狱实验表明，角色作用有时可以压倒个人的行为动机。启蒙者的新文化运动是要用西方新的价值取代旧的传统价值以改良中国社会，而学者则是生产知识的，研究的是学术，追求的是真知、真理、真相，当时的启蒙和学术有着明显的冲突。胡适主张“疑古”的时间与其密切参与政治同步，目的在于制造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疑古对于他只是手段，随时可弃。顾先生本来是不疑古的，受了“胡导”之后，变而过激，之所以“疑古入了迷”，与其性格有关，变成了坚定的信仰。顾颉刚、胡适虽然未必知道自己说法不成立的原因，但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在学术上是苍白无力的。他们不公开认错不是问题，并非不道德，有问题的是他们再次的爆冲，把它们“美化”成“史学革命”去吓唬人。结果启蒙压倒了学术，将中国现代学术导向了歧途。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干扰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对学术的自由和学人的尊严产生了破坏性，严重妨碍了学术传统的建立。今天，我们不应盲目相信民国时中西兼通的所谓杂交优势，杂交也可能产生怪物、谬种，而优势是建立在辛苦、繁杂的选择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