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石园种茶史探究

陈刚 陈峰

天门旧称“竟陵”“景陵”，清雍正四年（1726年），改景陵县为天门县。东冈处于古竟陵东部湖沼平畴之中，汉水之滨。湖沼岔出数不清的支流港汊，密密委蛇，纵横错综。陈所学《采真园记》载：“盖汉水自鄢郢而下，汇为三澨，播为三汊，迤逦百余里。”明《湖广通志》记载：“东冈，去县东七十里，夹松石、华严二湖之间，一乡唯此独高。”

一、自古人杰地灵

古东冈地貌为土山丘陵，由一串突兀而立、连绵起伏的低矮冈岭组成，如龙蟠虎踞，雄镇邑东。正如古人所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低矮的东冈，因茶圣陆羽在唐天宝十一年至十五年（公元752年—756年）于此结庐隐居，习茶攻书，钻研茶学，而闻名于世，陆羽因之自号“东冈子”。东冈不愧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居住在此的先民们筚路蓝缕，奋发图强，创造了一枝独秀的东乡文化瑰宝，至今遗风犹存，气脉尚在。

松石湖作为东乡胜迹，环境优雅秀丽，它曾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名公巨卿造访。“东冈石湖”的风貌也被永久地留在了明代宫廷画家郭诩于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到访竟陵县，为邑人鲁铎于孟春望吉（农历正月十五）所绘的《竟陵山水图》里，该画现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武汉市博物馆，目前天门市博物馆也藏有仿制品。清朝嘉庆天门籍进士熊士鹏和好友畅游松石湖后，挥毫作《九友游松石湖记》，他写道：“湖水最清冽，岸势犬牙差互，渊然虚，澄然静⋯⋯，野绿天碧而坠于湖⋯⋯，坠黑者为云，飞白者为鹭⋯⋯。列坐湖上者，洲如月；村坞散处如连环，如带；树如荠；岭如螺、如绿沉瓜。”

古东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正如北宋汪洙《神童诗》云：“年小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①”正如诗句所言，陈所学和周嘉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两人都是二十出头就高中进士，后来均官至正卿。周、陈二公还同属明末的东林党系，二人也同样因得罪阉党魏忠贤而被削籍、致仕，回到老家干滩驿镇上的住宅也在一个巷子，即“陶家巷”。至今东乡有民谣“一巷两尚书”，就是指的吏部尚书周嘉谟和户部尚书陈所学。最妙的是，周、陈两位尚书都得到八十多岁的高寿，且都安息在松石湖畔。对于东乡，清末优贡陈心源在他的《黄华馆诗集自序》中这样写道：“皇华院之地名最著，人文最多。当时称贵姓者周陈鲁魏，不啻东晋之王谢，其荣盛可想矣。”

二、陈所学的硬气人生

松石园主人陈所学，字正甫，号志寰，出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十月十五日寅时，晚年自号松石山人，辞官归里松石湖后称松石居士。所学自幼聪慧，与胞兄所前、胞弟所谟皆读书于景陵县官城村干滩驿文昌旧社②。

据明《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第十八页载：“陈所学，贯湖广承天府沔阳州景陵县民籍，县学附学生，治书经，行八，年二十五⋯⋯”从登科信息可知，他十余岁即由社学考入县学，考取秀才，成为附学生员。万历七年（己卯，1579年）参加湖广乡试，中己卯科第六十名举人。万历八年（庚辰，1580年）赴京参加礼部会试，名列庚辰科第一百六名贡士（俗称中式进士）。本应参加殿试，但其父陈篆认为所学尚年幼，不宜过早地进入官场，遂将其紧急召回，命与长子陈所前再度入学，诵读手课文艺。三年后，才许他进京参加殿试廷对。

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年），陈所学登癸未科金榜二甲第十三名赐进士。初授刑部主事。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年）九月，母亲戴氏去世，按照朝廷规制丁亡母忧回籍守孝三年（明制实为27个月）。守丧期满，重新起复，补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不久，朝廷派其担任云南乡试主考，他公正地挑选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举人，被称赞“得人”。回朝复命后，他又被派遣到浙江武林（今杭州市）南关工部分司主持榷税③。彼时，这本是宦官们搜刮钱财的地盘，因此阉党一伙对陈所学虎视眈眈，但他严谨地整饬关政，不染膏脂，以廉闻于朝野。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十月父亲陈篆去世，他再度回家守制三年，返回京城后，仍补原职。其后，力升户部员外郎、户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尔后，陈所学再次升职外放，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任正四品的南直隶徽州府知府。任职期间，政清刑简，注重培养人才，因而徽州府登第者不断。徽人将他列入名宦祠，在府城东南隅太子堂（今安徽歙县打箍井街一带），为其建造祭祀生祠“陈公祠”，彰显其贤德。遂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年）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提督学校副使。陈所学注重人品，能识贤士，其培养选拔的人，都能为国家挑选重用，因此，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二月升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巡冀北（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兵备道，兼理兵备。到任时，这里刚刚发生过严重的灾害，陈所学立即着手赈济灾民、恢复生产，筹边事，修城堡，兴屯储，足边食。时顺义王俺答汗的蒙古土默特部一直伺机进犯，并拥众叩关，陈所学亲临戒备，只见军容整肃、防范森严，蒙古人于是重申昔日与朝廷订立的盟约后悻悻离去，史称“竟寻盟去”。他使番戍不以空名糜饷，武事不以宴安废弛，治理得井井有条。万历三十三年冬十月（乙巳，1605年）任期考满后，壬子日加升为山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寄衔，仍管冀北道事。同月庚午日调任福建右布政使，后因与朝廷派的税监直指（宦官）高寀论人不合，力乞归休，只获准回家养病。他在福建右布政使任期内向朝廷递交辞官奏疏《夙疾难痊不能赴任恳容休致调理疏》中写道：“迨辛丑入云中（山西大同市），即值地方非常灾沴之变，寻逢虏酋拥众要挟之事，殚立拮据，无遑寝处。顿苦心神，怔忡为恙。目不交睫，率数十夜。有时眩晕扑地，有时颠倒迷方⋯⋯”随着病假时间将到，朝廷于万历四十年七月（壬子，1612年）下旨仍补为福建右布政使，陈所学再次向朝廷递交《旧疾痊可无期新任趋赴难前再恳休致疏》得到恩准。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六月升任浙江左布政使。陈所学两居藩府，其清廉为官，名声卓著，于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丙辰，1616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提督雁门等关军务。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己未，1619年）上奏以疾乞归不免。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以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衔领总督粮储。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三月起升北京户部左侍郎，兢兢业业，始终如一；陪侍经筵，礼遇特隆，加工部正堂，转户部尚书。

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六月，杨涟以左副都御史身份联合一些大臣上奏章《劾忠贤疏》，惹恼熹宗。因上意不测，中外欠闻，时任北京户部左侍郎、署户部事的陈所学与时任添加户部右侍郎郑三俊④同请大司马赵彦⑤引诸大臣上疏力救，被魏忠贤死党扣压不报。魏忠贤对陈所学深为嫉恨，多方刁难。恰熹宗要视察国学，百官按例先期演习礼仪于文华殿外，魏忠贤立于东耳门，派小太监邀内阁四大学士及各部尚书进殿议事。轮到户部，魏忠贤词色倨傲，首询边饷何以不足，陈所学据理侃侃折辩，魏忠贤默然无语，不能为难。陈所学遂辞出，自此决计辞官归里。于是，连续上疏请辞，于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三月，享资政大夫爵位、命加户部尚书获准致仕，归隐松石园，时年六十六岁。

三、秀美松石园

宁静秀美的松石湖，为晚年的陈所学带来莫大的慰藉。清朝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刻本《景陵县志》卷之十第16页（人物志·进士）录万历八年会元萧良有榜、万历十一年状元朱国祚榜均记载：“始闽藩告归拟老松石园，再起官闽藩两疏告辞，后擢左辖三疏告辞，任山西巡抚后五疏告辞，起家户部左堂两疏告辞，盖不待逆珰侧目，时而告辞已十二疏矣。公岂恋富贵不知勇退者哉⋯⋯”回乡后他究心内典，绝意外务。但他的内心仍然牵挂社稷安危。在《致仕述怀》（五律四首）中写道：

（一）

松石好秋色，湖光无俗氛。

钟鸣出浦月，渔唱入冈云。

老矣身宜隐，归欤政不闻。

扪心犹向阙，何以答吾君？

（二）

梓里同心友，先皇顾命臣。

一朝蒙贝锦，匹马出城闉。

偕隐宁无伴，归休好结邻。

凄然谈往事，不觉泪沾巾。

（三）

文孺赴东市，严刑五毒深。

回天无大力，解组有惭心。

北阙萦幽梦，东山豁素襟。

个中丝竹趣，何处觅知音？

（四）

当年麋鹿性，丰草与长林。

簪绂烟云幻，鬓毛岁月深。

不言宫里树，惟听座中琴。

俯仰宽天地，无庸泽畔吟。

居乡后，虽乡人莫得⑥窥其面也，他为同里置堤剅，为族党置义田，为里甲请除加派，惠及乡里。行年八十二，感有微疾，预道卒期，遗命勿请祭葬⑦。于思宗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辞世。子孙克遵其志，按公自筮仕⑧至归老，宦情淡泊，清白无愧，将其安葬于松石湖滨之松石北园，在父陈篆、母戴太君墓侧。

陈所学建造的松石园，在清代的几部县志中均有记载。该园位于松石湖北岸一称七甲嘴的较大湖嘴（今称陈家大嘴）。陈所学辞去福建右布政使回家养病之时，就在父母坟地旁建小屋陋舍，尽孝守墓。随后，在墓地之东，大兴土木，建造日后颐养天年的松石园。

陈所学《松石园记》载：“余家世松石里。冈峦逶迤，湖水渊泓，人以为占地脉。而七甲嘴当绾毂处。至此，山若迫而迩，水若汇而凑，人又以为据松石之胜云。”

对松石园的布局和规模，陈所学在回乡后于万历四十年八月（壬子，1612年）在其永言斋撰写的《松石园记》中有详细记载，大体如下：

在园林所处土岭之左百余步的地方，建有几栋宽敞的房屋，接收乡邻族党的孩子在此读书，名为“亲贤书院”。在书院后面数十步的地方,依岭建有宽敞明亮颇为气派的房屋，名曰“永言斋”。斋后有一土洞，取名“燕息窝”。窝之右，建有一幽深僻静的陋室，命名为“怡云草堂”。向右走数十步，有一如鸟翼展开的亭廊，耸立在灌木矮竹之间，冠之以“绥予亭”。从亭阁往下走十数级台阶，有一条较深的沟渠，可以藏小船。从沟涧上行数级台阶，有一座牌坊。在牌坊两面匾框处，分别题“长林丰草”“雨华深隐”。渠道旁有水塘，分别种植着荷花、茭白、菖蒲等水生花卉与植物，可以像蔬菜一样采摘。从堤往高处走，有一座跨越沟渠的桥梁，称为“云桥”。其旁，依次建有“竹径”“净植亭”“宝树坊”“既右轩”等建筑物。登临其处，可以览四面烟霞云物之胜，静听梵诵书声，渔歌樵唱，令人耳目应接不暇。又从亭北辟一门而出，垒土为山，编槿为篱，圆石板为几案，在此下棋品茗，或论画吟诗，或闲聊望远，可以赏心悦目。园中筑台，称“省获”；建亭，称“乐只”。折向右，以一通透的明堂为界，直接向前百丈，一座供奉如来佛的常乐庵，庵内禅室廊庑俱备，邀请来的数名老僧与小和尚，早晚焚香念经，敲罄撞钟。庵之外，环寺栽树几排，还有一口池塘，种红白莲花，仿佛西天佛境。中间建有一座圆门，门楣书写“净土”二字。由此深入，为宽广的园圃，称之为“玄圃”。四周环以堤，栽植青松翠柏；三方环以沼，植有莲藕、慈菇、菱角、茭草；园中有岭，称“百果岭”，独种其兄陈所前在湖州为官时带回来的顾渚紫笋茶，传承陆羽在东冈种茶的遗风。在明堂之东的水岸上，建有一室，与常乐庵对面，名为“回向”。室前院门称“道岸”，室后院门称“孔迩”。整个园总称“松石”，颇有江南园林风格。

松石园的建造始于陈所学为官山西提学副使期间。李维桢《松石园记》载：“时正甫奉晋督学，简书且启行，其园尚未有绪。垂二十年，而自七闽予告归，园始成。”陈所学乞辞福建右布政使回家养病期间，松石园已经形成规模。陈所学在福建右布政使任上先后两次上疏，恳朝廷容休致调理。归里后在父母坟地旁建小屋陋舍，尽孝守墓。随后，在墓地之东，大兴土木，建造日后颐养天年的松石园。

福建巡抚金学曾《题松石园诗》小记云：“松石园者，陈志寰公祖谢闽辖归，瞻松石阡而构以当岵屺者也。先是太翁卜阡松石逾二十载矣，公与长公敬甫为封翁卜阡而复得七甲嘴，既襄兆构园亭于其左，一以娱先灵，一以志永慕，手为记，而属不佞咏之。”

四、茶圣故里首次种茶

根据乡贤童正祥先生《晚唐时期竟陵的茶商行与茶税机构》一文，知《资治通鉴·后梁纪》载:“湖南判官高郁请听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收其征以赡军，楚王殷从之。秋，七月，殷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北，卖之以易缯纩、战马而归，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诏许之。湖南由是富赡。”明朝冯琦《经济类编·财赋类》亦录有该段史料。

所谓“湖南判官高郁”，乃楚王马殷幕僚。他向马殷建议，允许楚人将茶叶卖给北边，并且从中收取一些税用来作军饷。因此，马殷在位期间，鼓励农民种植茶叶，与外部通商，使楚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一度成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太祖朱温批准设立“回图务”的六个州城，荆、襄、郢、复等四州均在今湖北省范围。其中复州的州治，当时就在竟陵。据考，唐朝复州辖现在的湖北天门、仙桃、监利等地。元和年间（806-820年）至唐末五代时期，复州和竟陵郡治所一直在竟陵城。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复州，竟陵。开元户五千二百三十二，乡一十一。元和户七千六百九十，乡一十五。”

晚唐时复州置有回图务，说明复州（竟陵）茶产业兴旺。张咏⑨《赠刘吉》诗中有“如今竟陵城，榷司茶菽利”句，亦说明唐宋时期竟陵茶税机构的存在。

榷，指专卖榷货榷场（征收专卖税的交易场所）；榷茶，指唐代以后所实行的茶叶专卖制度。《旧唐书·穆宗本纪》载，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五月 “加茶榷（茶叶专卖税），旧额百文，更加五十文”，表明已开始榷茶。

从上述史料记载来看，说明“九省通衢”的湖北自古以来都是交通枢纽，反映出当时复州境内竟陵县的茶交易十分活跃。查询县志等地方志史料，并没有记载竟陵有种茶的历史。

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虽然成了开门七件事之一，但在当时复州的竟陵县它不会是开门最主要的事。其原因有二，其一，茗茶是吃饭前后用于消遣的饮品，以及文人雅士“琴棋书画诗酒茶”中的雅事之一，按照现在的说法它属于养生和精神层面的物质享受，既大俗又大雅。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笔墨，为它作诗撰书，有关茶的诗书画印不胜枚举。而竟回向地处古云梦泽的腹地，水域面积广，可供种植作物的土地有限，普罗大众首先考虑的应该会是穿衣吃饭，解决温饱问题才是头等大事，大多数人家是无暇顾及饮茶等高雅生活的。

在宋朝有“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在民间非常流行，意思是，只要苏州、湖州粮食丰收，全国都不愁吃穿。到了明朝时期，事情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当时，江苏、浙江一带的农村，普遍种植利润更高的棉花。据《大明王朝1566》载，严嵩就认为江苏、浙江一带气候、土壤条件适宜栽桑产蚕，极力主张将浙江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一年可以增加生产蚕丝1000万两以上，为朝廷创汇可大幅度增长。

嘉靖皇帝不放心地问：如果将大量农田改为桑田，农民吃饭怎么办？严嵩不慌不忙地回答：以往，每年外省都要给江苏、浙江一带调拨粮食100万石，增加了桑田后，继续再增调粮食就可以了。通过严嵩的回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曾经的中国粮食供应基地江苏、浙江，由于改种桑田后，不但不能往外省调运粮食，反而需要外省给他们调拨粮食救济了。当时的浙江农改桑致使农民变流民，给社会稳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的“外省”，主要指的是湖北、湖南，即当时的湖广行省⑩。湖广行省位于洞庭湖周边区域，早在宋元时期，这一带的粮食产量就大幅度增长，不过，暂时还未能取代江苏、浙江的中国粮食供应基地位置。明朝以后，江苏、浙江不再是粮食供应基地了，摇身一变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以至于粮食不能自给自足，需要从湖北、湖南一带调拨粮食。《大明王朝1566》中反映的，就是粮食产区转移的现象。

于是，“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演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明朝李釜源所撰写的《地图综要》内卷中就提到：“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

明清时期，朝廷在湖南、湖北等地采取奖励垦荒、劝课农桑等措施，大量湖田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粮食产量的增加。这是湖南、湖北成为中国粮食供应基地的基础，出于对社会稳定的需要，朝廷也不可能让景陵境内这么好的农田大面积种植茶树。

其二，据《沔阳州志》《景陵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唐以后宋元时期甚至解放前后，景陵县内战事频繁、水患无穷，而茶树非水生植物，从生存角度来看，也不具备大规模种植茶的基础。

根据陈所学《松石园记》记载：“吾乡方数百里，内外无播茶者。邑人陆鸿渐名为品茶，然以乏产故，竟隐苕霅山中。而余兄敬甫以官苕霅，取其种归而遍布之。吾邑乃今知种茶，亦是希有。”礼部尚书李维桢，在其所撰《松石园记》中盛赞：“邑人陆鸿渐以品茶名，去之苕霅，以隐。而茶非邑所产，惟井与泉犹存。先生官苕霅，携种布园中，属善造者造之，补陆鸿渐所未有，为八百年邑中盛世。”这说明在此之前，古竟陵没有种茶的历史，茶圣陆羽也没有在家乡种植过茶树。由此看来，最早在茶圣故里种茶的人，是明朝晚期万历年间的陈所前、陈所学兄弟二人，而且茶树就种在松石园里。松石园里的茶树，最初是陈所学的兄长陈所前从他为官的苕霅引入。苕霅是今天的浙江湖州。竟陵文学派创始人、解元谭元春《松石园歌》云：“兄弟相将看平泉，携种渚茶青满园。”南京太常寺卿龙膺《松石园长歌》也云：“故里犹称桑苎翁，茶颠高隐羡冥鸿。伯官苕霅移栽遍，僧住天池采焙工。”这些均能佐证松石园种的茶树的确是陈所前由苕霅移入。

陈所前，字敬甫，号对廷（族谱号帝廷），明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年）考取贡士（恩贡），于万历三十九年至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以贡士仕武康县（今浙江省德清县）儒学训导，他按照法度衡量和约束士子（以规矩绳士），肃然不变；升南京国子监点簿，职司钱谷，秋毫不染；再次擢升福建兴化府通判，署兴化府莆田县（今福建省莆田市）知县，大得民和，然恬淡少官情，屡乞休，而两台⑪疏荐有“器识端凝，操术峻洁”等语，致仕归；杜门却扫，不问生产事，尤弗吝推解，史载其孤高方正。

从陈所前、陈所学两兄弟在外做官的时间点来看，兄陈所前于万历三十九年以贡士出任浙江湖州府武康县训导，万历四十四（丙辰，1616年）调任南京国子监，在苕霅工作五年之久。弟陈所学于万历四十三年六月（乙卯，1615年），由福建右布政使升任浙江左布政使，又于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升迁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陈所学在浙江任职时间较短，只有十八个月。现在虽已无从考证陈所前离任的具体时间，但基本可以判断兄弟二人同时在浙江任职的时间重叠期最多为一年左右。且陈所学在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年）《松石园记》云：是园“中为岭，曰百果，而内独侈于茶。吾乡方数百里，内外无播茶者。邑人陆鸿渐名为饮茶，然以乏产故，竟隐苕霅山中”。这说明，松石园中的茶树，是在万历四十年八月以前就种植在园内了，茶树非陈所学万历四十三年任职浙江后移种，而是由其兄陈所前在万历三十九年赴任武康县训导后就已引入园内。

史料记载，《茶经》问世历时26年（具体时间待考）。前期陆羽整理游历时收集到的茶事资料，就是在陆羽结庐东冈期间进行。在撰写《茶经》时，陆羽已移居到了苕溪草堂。苕溪草堂在浙江湖州，著名的紫笋茶就产于湖州辖内的长兴县顾渚山。陆羽对苕溪有深厚的感情，将苕溪作为他的第二故乡。“紫笋”因《茶经》有“紫者上”“笋者上”而得名。顾渚紫笋茶自唐代进贡开始，至明末，连续进贡近九百年。作为贡茶，顾渚紫笋进贡历史最久、制作规模最大、产品品质最佳、进贡时间最长，创中国贡茶之最。作为同邑人，在八百年之后，陈所前来到了湖州为官，将顾渚山紫笋茶移到了松石湖畔栽种。福建巡抚金学曾《题松石园诗》曰：“佳茗只闻顾渚栽，异物乃自元方表。采焙工夺陆鸿渐，月团香越天池僧。”淮阴籍进士王应乾《松石园长歌》也云：“主人燕息观有无，紫茸雷鸣茶自适。”这些诗句充分说明，松石园里种植的，就是陈所前引种的湖州府长兴县顾渚紫笋茶。

另据康熙三十一年《景陵县志》卷之三《舆地志·山川考》第二十三页“松石湖”词条下录有：“在县东七十里，邑司徒陈所学有松石园，尝携新安松萝茶种其地，并著松石园集藏于家。”新安松萝茶又名徽州松萝、琅源松萝，产于安徽休宁（属南直隶徽州府休宁县）北乡松萝山。明代因开始废团茶兴散茶，所以蒸青团茶虽有，但蒸青和炒青的散芽茶渐多。据顾元庆《茶谱》（1541年）、屠隆《茶笺》（1590年前后）和许次纾《茶疏》（1597年）等记载，明代名茶计有50余种，长兴顾渚紫笋茶、新安松萝茶均位列其中。明代冯时可《茶录》记述:“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这说明在明代，饮松萝茶已成为当时最时尚的茗茶追求。

从陈所学和李维桢先后作的《松石园记》中可知晓，该园为陈所学“已乃谋为休老计”所建，李维桢在文中有“时正甫奉晋督学，简书且启行，其园尚未陵县。垂二十年，而自七闽予吿归，园始成。”说明该园兴建时间周期较长，前后跨度将近20年，陈所学自福建右布政使职告归时才正式建成。该园在建造过程中，是否为陈所前、陈所学之胞弟陈所谟（邑庠生）在家督工，目前已无从得知。

陈所学于万历三十三年冬十月（乙巳，1605年）由山西右布政使调任福建右布政使，又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六月由福建右布政使升任浙江左布政使，在这十年时间的福建右布政使任期内，他多次辞职归里休病假。期间，会有大量的时间搞园内建设或接待自己曾经任徽州知府时的门生故旧到访松石园，是否有徽州故旧或门生得知陈所学建有私家园林后，将徽州府当时享誉全国的产品“新安松萝茶”树种，作为松石园建成后贺喜和拜会恩师的礼物携带至园内栽培，这也是有可能的。

再者，《陈氏宗谱》《灵璧县志》均记载了陈所学三子陈盛楠（字心石，明天启元年举人）于崇祯六年至崇祯八年任直隶凤阳府灵璧（今属安徽省宿州市）知县。灵璧县位于安徽省东北部，与处于南端的徽州府休宁县，也不算太远，松萝茶树种是否为陈所学三子为官灵璧时顺路带回后种植在松石园内，以上两种假设还需要日后作进一步考证。总之，景陵县志中记载的松石园内栽培过新安松萝茶一定是确有此事，而并非误记。

从诸多名公巨卿造访松石园后为该园留下来的诗词歌赋中，可以了解到，其中福建巡抚金学曾《题松石园诗》曰：“松石园者，陈志寰公祖谢闽辖归，瞻松石阡而构以当岵屺者也。先是太翁卜阡松石逾二十载矣，公与长公敬甫为封翁卜阡而复得七甲嘴，既襄兆构园亭于其左，一以娱先灵，一以志永慕，手为记，而属不佞咏之。是时，公方辖吾浙，适补奏晋闽绩，当致七命并贲两阡，无何上命以中丞节镇太行羊阪间（为山西巡抚），世咸艳之。”又有新安人江秉谦《题松石园诗》前有小引曰：“吾师志寰翁去吾郡几二十年，中间讴吟祝颂之声，藉藉如一日。顷起浙左辖，距新安盈盈一水。余小子适休沐里门，想望颜色。未几，时吾师有大中丞之命，节钺三晋，急走。家弟谒武林署中，而手以一编寄，则平日所为松石园记也。”从金学曾、江秉谦的两篇诗文得知，此时的陈所学已经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提督雁门等关军务，时年为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丙辰，1616年）以后。在金学曾的文章后段也只看到了园内种植的是顾渚紫笋茶，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松石园内曾尝试种植过新安松萝茶，它入园栽培的时间也一定是晚于陈所前从湖州长兴县带回来的顾渚紫笋茶的。

茶树的生长发育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对气候和土壤等条件也有要求。顾渚山属低山丘陵，坡度平缓，植被丰富，土层厚，有机质含量高，适宜茶树生长。顾渚山因处于气候条件好的浙江湖州长兴县，从而孕育出流芳千年的紫笋茶。而松萝茶则产于松萝山。松萝山位于现今黄山市（徽州府）休宁城北约9公里，与琅源山、五陵山相望，最高峰海拔882米，茶园多分布在海拔600~700米之间，山势险峻，崖悬壁峭，松萝交映，连绵数里，风景秀丽。山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土层深厚，土壤为杂有风化成片状碎石的乌沙土，生态环境适宜茶树生长。

紫笋茶、松萝茶同属中国六大茶类中的绿茶系，是著名的烘青绿茶，都属于不发酵茶。紫笋茶有着优异的内质和独特的香味，芽叶细嫩，芽色带紫，芽形如笋，条索紧裹，沸水冲泡，芳香扑鼻，汤色清朗。紫笋茶茶叶舒展后，呈兰花状。松萝茶则条索紧卷匀壮，色泽绿润，香气高爽，滋味浓厚，带有橄榄香味，汤色绿明，叶底绿嫩。古人有“松萝香气盖龙井”之赞辞。喝过松萝茶的人都知道，初喝头几口稍有苦涩的感觉，但是，仔细品尝，甘甜醇和，这是茶叶中罕见的橄榄风味。松萝茶区别于其他名茶的显著特点是“三重”：色重、香重、味重。“色绿、香高、味浓”是松萝茶的显著特点。

湖北景陵与浙江湖州、徽州休宁所处纬度相同，松石园夹在松石湖与华严湖之间，顾渚山处在太湖之滨，松萝山临近新安江，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气象条件，形成三地气温、光照强度、雨量及湿度接近，有栽种出好茶树的重要条件。在土壤和地形条件上，红壤、黄壤、沙壤土、棕色森林土，均适宜茶树生长。松石湖是黄棕壤土，其土壤结构的保水性能和通水性能都比较好。因此，松石园能出产好茶是具备条件的。再经过信奉禅茶一味的高僧精细制作，备受当时文人墨客、名公巨卿的好评，就不足为奇了。松石园种植紫笋茶也好、松萝茶也罢，主要是它的主人用来自用或者招待朋友。

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卷中，每一页都可以闻到茶香，每一页都可以赏到茶诗。当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后，茶文化的号角就吹响了，从此茶的精神渗透到庙堂和社会，深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茶文化。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杯茶水，包含中国文人、哲人深爱的天、地、山、水、仁、智。苏轼《汲江煎茶》：“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汲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卧听山城长短更。”描写诗人在月明之夜亲自用大瓢汲取活江水烹茶的情景。陈所学少年科第，著作丰厚，自万历七年和八年与同科汪可受（一名汪静峰，黄梅县人）一同参加湖广乡试、赴京会试，接触到汪可受的恩师李贽“童心说”心学思想和佛学后，一生都在钻研中，从其与“公安三袁”中袁宏道书信往来探讨佛学心得，及松石园内多处建筑物门楣的命名“净土”“陵县”“道岸”“孔迩”等佛教词语，均注入大乘佛法的佛家思想，为其成长经历注入了正能量。他虽然经历了早年步入仕途后父母先后辞世，长子陈盛杬十多岁病亡，长媳尹氏（汉阳府生员尹良醇之女）十六岁寡居，后受邻火殃及，风返吸入毒烟后不久吐血而亡之痛等生活中诸多的不如意，但他始终崇尚苏东坡的为官之道，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李贽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撰成《净土诀》，次年春天到南京，将自己的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并作《老人行叙》云：“又有《坡公年谱》并《后录》三卷，陈正甫约以七八月余到金陵来索⋯⋯”均充分反应了他对生活充满热情。袁中郎在其散文名篇《叙陈正甫〈会心集〉》中，大谈陈所学的“趣”，阐述自己对“趣”的理解，指出著者陈所学“深于趣者”，所著《会心集》“趣者居多”，从而赞叹陈所学的品位、官职、年壮，更重要的是懂“趣”。陈所学归隐后，在松石园先后接待过明朝状元韩进，礼部尚书李维桢，南京太常寺卿庞膺，福建巡抚金学曾，阁臣兼吏部尚书周嘉谟，明代戏曲作家、浙江承宣布政司左参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右布政使薛近兖，光禄寺卿周延光，山西道监察御史江秉谦，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承宣布政司左参议王应乾等当朝名卿，说明当时的松石园是何等的荣盛。这些明代鸿儒重臣经年在松石湖畔品饮紫笋茗茶，指点社稷江山，畅享诗歌田园，实属中国传统文化里庙堂-江湖朝发夕至、彼此辉映的现实写照，乃千古佳话！

松石园在清代中叶逐渐衰败，有的地方被改为农田，有的改建住房，只有由私庙常乐庵（李维桢《松石园记》中称“极乐庵”）改为公庙的七甲庵（因处在七甲嘴，俗称七甲庵）一直保存到解放前后。松石园旁前后九进的深宅大院，因陈所学同宗后裔清末优贡、钦点七品小京官陈心源拒不担任伪县长（另有一种说法是，他拒绝任古鼎新旅部日伪上校秘书长）职，被叛国投敌的古鼎新部于1943年2月10日（癸未年正月初六）放火烧毁。松石园现已成为历史遗迹，唯有李维桢的千古名篇《松石园记》被收录入由赵厚均、杨鉴生编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发行的《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三辑）湖北园林篇中供后人雅赏。松石园种茶的历史，也成为当地人心中永远封存的记忆。

2021年5月作于温哥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