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黄土深处的千年汉画像石之谜

石头上的历史——埋藏在陕北黑暗的黄土深层近两千年的汉画像石，在1920年左右，第一次被老镢头刨出了地面，终于，人们见到了不为世人欣赏的艺术奇珍。

其实，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它叫汉画像石，只知道这些刻满花草人物的石板是从古墓葬上拆取下的阴曹地府之物，是有邪气的。于是，人们举起老镢头将它们砸碎成几块以破邪气，或者把它们放在太阳下暴晒，除去邪气后当作建筑材料安放在厕所、猪圈等污秽的地方。幸好有位具有慧眼者将其中的一对墓门门扉画像石运到了北京大学予以保存，使这对门扉画像石得以幸存。今天，我们无法知道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位具有慧眼者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这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这对有“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阴刻铭文的墓门门扉告诉人们，在久远的年代，陕北曾盛行一种丧葬礼俗，用刀斧和墨彩在冰冷坚硬的石板上刻绘出像帛画一样艳丽的图画，作为祭祀和装饰功能兼有的构件镶嵌在墓门、墓室四壁上;也告诉人们，那个久远的年代是东汉中晚期;更向人们发出一种信息，陕北这块荒凉而广袤的黄土地下和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一样，埋藏着汉画像石。

1952年的春天，在绥德县城西山寺下保育小学建筑工地上，一座汉代墓葬被民工用镢头从一座宋代古墓下刨了出来，墓门、墓室四壁上镶嵌着石板，石板上刻满了人物车马、飞禽走兽。时任绥德地委宣传部长的丁子文闻讯后，指示要认真保护，不能损毁，这是重要文物叫汉画像石。虽然，当时没有按考古程序进行发掘，却一石不缺、完好地将墓中的汉画像石拆取下来，并标明了在墓葬中镶嵌的位置与方位。这其中就有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铭文为“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的汉画像石。

王得元汉画像石墓的发现，真正开启了人们对陕北汉画像石认知的大门，也拉开了保护、收藏陕北汉画像石的序幕。1953年7月，米脂县首次在张兴庄村出土了5块汉画像石;1955年，榆林县首次在古城滩乡南梁村出土了5块汉画像石;1958年至1975年间，在子洲、清涧、横山、吴堡等县相继出土了数量不等的汉画像石，在无定河、大理河流域发现了一个汉画像石密集分布区域。1983年，神木县乔岔滩乡柳巷村出土了16块汉画像石，将陕北汉画像石分布区域从无定河、大理河流域扩展到秦长城脚下的风沙草滩区。从1920年至今，陕北汉画像石出土量达1000余块，而这仅仅是除去损毁、流失不知去向后的不完全统计。

陕北汉画像石是陕北的汉画像石，是历史的风雨将毛笔书写的文字漫漶、时光的风沙将地面的遗址摧毁后，留下的唯一最直观、最真实的陕北图像资料。如果把一幅幅陕北汉画像石连接起来，就会组成一部石头上的汉代陕北乃至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风民俗的绣像史。

汉代陕北是汉胡并存、民族杂居的地域，是远离京畿、烽鼓不息、战火纷飞的动荡疆域。独特的文化地理背景下产生的汉画像石，其图像纹样、题材内容都有独特的表现形式，是中国汉画宝库中无可替代的珍宝。

陕北汉画像石是当时人们厚葬习俗的产物。汉代人迷信思想浓重，祈求死后升天成仙。加之政府实行岁举孝廉制度，人们以丧葬礼仪为手段，竞比高低，以显孝行，扬名立世。因此，厚葬风愈演愈烈。东汉时期陕北置上郡、西河郡，为北方边关重地。自和帝刘肇于永元元年（89）派窦宪出朔方，大破北匈奴后，这里戍守边关的文武官员众多，富豪商家云集，经济繁荣，农牧业昌盛，画像石墓葬得以迅速兴起和发展。从陕北已发现的有纪年的汉画像石墓看，最早的是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最晚的是顺帝永和四年（139），时间跨度不超过50年。之所以只存在于这个较短的时期内，主要原因可能是：在窦宪大破北匈奴之前，陕北一直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厮杀的战场，不具备产生画像石墓的安定社会环境、优裕经济条件和文化土壤;顺帝永和五年（140）北匈奴侵扰西河郡、上郡，东汉政府被迫将西河郡郡治迁离石，上郡郡治迁夏阳，从而使陕北汉画像石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陕北汉画像石墓一般为沙岩石材，也有砖、石混合砌成，建筑结构考究。通过很短的墓道就是墓门，墓门上置横额，左右立竖石。左右门扉各有门轴一对，套于门卯内，可自由开闭。墓室一般分前、后室（也有单室的），前室方，后室长。有的前室又加耳室，有单耳室和双耳室。后室口和墓门构件大体相同，只是室口比墓门宽，且无门，常置中柱石将室口一分为二。前室顶部为八卦攒顶或四角攒顶，后室及耳室顶部大多为拱形。前室及耳室放置殉葬品，后室放置棺木。画像一般刻绘在墓门的左右门扉、横额石、左右竖石以及后室口横额石、左右竖石上，也有在墓室四壁镶嵌画像石的。中柱石上铭刻墓主人的姓名、生前身份、籍贯及埋葬时间。墓室底部用石板或砖块铺设。

汉代工匠们以精湛的技艺、虔诚的心态在陕北随处可见的石板上，以墨线勾样，采用平面减地的技法，或阳刻墨线勾勒，或阳刻加阴线施麻点，或浅浮雕凹雕并用，或单层、分层减地，或朱砂敷色，或朱、绿、赭、白色点染平涂，皆鬼斧神工，刻画出一幅幅精美朴素的画面，把汉代陕北人对生存的希冀，对命运的抗争，对人生的感悟，对宇宙的认识融于刀尖笔锋，镌于岩石板面。

一幅斗牛图中，两头斗牛身上各刻了三条阴线，表现出了其倔强威猛的特点;用浅浮雕的技法刻绘的伏羲女娲图，生动地再现了人类始祖的慈祥面孔和宽广胸怀。无论采用哪种技法，都显得明快、流畅、刚柔相济。或粗或细、或直或曲、或纤柔或刚劲的线条，都能根据不同物象形态、构图立意的需要变换，显示出民间工匠娴熟驾驭线条艺术的技能。

民间工匠是不朽的艺术大师。他们在艺术表达方式上，或采用对称手法，或对比手法，或分格分段布局手法，取鸟瞰的视角，把要表现的内容巧妙地布于石面，刻绘出主题突出、构图完整、生动传神的画面。悠闲狩猎的官宦、清闲安逸的庄园主、神秘莫测的神灵、勤于耕耘的农夫、行动如风的虎、千姿百态的马、展翅飞翔的朱雀、翻腾云海的翼龙，在无名艺术家的刀笔下，众生灵呼之欲出，鲜活到能跃出画面。两块刻绘一鹿一羊的福禄图，以纤细飘忽的流云纹作背景，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林中憩的神禽异兽，似天女散花一样布于云纹间，表现出仙境的浩茫神秘，整个画面和谐统一、疏密有致、高贵华丽。在这里，民间工匠熟练地运用了主与次、大与小、黑与白、刚与柔、动与静的对比手法，从而凸显了福禄吉祥的寓意。

陕北汉画像石在反映生命意识这一中国本源文化主题的同时，反映了汉代陕北社会的方方面面。

表现边郡发达的屯垦农业的题材十分广泛，如牛耕、翻地、播种、拾粪、锄草、收割等，从春耕到秋收的生产全程都有反映，且刻画得栩栩如生。

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汉代陕北，水草丰茂，林木遍地。如今“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依然珍存于石，活泼的羊群、稳健的牛群、生龙活虎的马群，表现出汉代陕北农牧区一派六畜兴旺的景象。

不多的几幅欢聚宴饮图，表现的是官僚地主阶层的宴饮场面，反映出他们骄奢淫逸的消费，肉山酒海的宴饮，挥霍无度的排场。这些画像也从侧面表现出官僚地主极尽声色犬马之乐的背后，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动者依然温饱难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汉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车辚辚马萧萧的车骑队伍，架鹰走犬的悠闲游猎画面，给人以铺天盖地的感觉，显示了权贵豪富车骑出行场面的威风，表现了墓主人生前淫逸的生活和对死后荣华富贵的期盼。

长袖飘逸、摇曳多姿的歌舞，高超而惊险的杂耍表演令人赞叹不已，既表现出达官贵人、富豪地主的舒适淫逸生活，又反映出汉代陕北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

几幅胡汉战争图，或高唱凯歌而归，或挑首欢呼，或人仰马翻，或刀光剑影、血淋淋，真实地反映出汉代边塞陕北人民煎熬在频繁的战火之中，血与火铸成了王侯公孙的辉煌，也留下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千古遗恨。

汉代陕北，是一片动荡的疆域，人们的处境和心态与中原人有较大差异。这里的人们对于汉代统治者宣扬的孝道正统观念没有紧紧跟随，他们重视的是生命意识的本真。因此，神仙、珍禽瑞兽、亭台楼阁、祥云嘉禾以及大量表现人或兽性行为的画面成了陕北汉画的主题画面。这些画面是揭示汉画的本来意义，破译汉代人思维、观念、信仰、精神世界等诸方面信息的密码。

西王母神坛图刻绘于墓门立柱的固定位置，就是祈求西王母引导亡灵升天成仙。或人或兽的性行为直观表现了生命更新、生命延续与永恒的主题。加上神秘莫测的边栏纹饰，汉画像石把墓葬装扮成一个生命更新、延续的法定转换场所。那里没有死亡的恐怖、离别的哀伤，处处是踏歌起舞、架鹰走犬、欢聚宴饮的美好生活。埋入墓葬不是死亡，而是新生命的开始，是到一个比人间更幸福欢乐的地方去生活，即升天过神仙的日子。

陕北，空旷的黄土高原，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这块特殊地域产生的汉画像石，既有粗犷厚重的边塞风格，又有轻盈柔美的灵动之感。陕北汉画像石内容题材广泛，主题明晰突出，画面华丽丰满，显示出舒畅的韵律感、雄浑的厚重感和力顶千斤的力度感，把汉代陕北人的人生百态和对宇宙人生的苦苦思索、孜孜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与国内外汉画像石研究臻至深入的状况相比较，陕北汉画像石研究明显薄弱。陕北汉画像石首次发现至今近百年间，虽有不少介绍性和研究性文章发表，但与陕北汉画像石本身的地位和价值极不相称。究其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陕北汉画像石大多是在民间征集而收藏，还有部分汉画像石墓被农民发现后近乎大揭顶拆除，才被文物部门抢救性发掘，只有神木县大保当汉画像石墓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因此，汉画像石本身及与之相关的诸多信息遗失殆尽，给研究者造成许多误解和无法弥补的遗憾。二是本土没有形成研究陕北汉画像石的风气，虽有几位汉画像石爱好者，但研究工作欠缺持续性和系统性，仅仅从图像学的层面做文章，没有把汉画像石放置在地理、物产、人文、葬仪风俗等汉代陕北人生存的空间环境中去研究，没有把汉画像石图像纹样、绘画特征、雕刻技法、彩绘形式与汉画像石墓的地望风水、建筑结构、材料材质结合，进行综合性研究。其实本土研究者在这方面应该占据许多优越条件。三是域外汉画像石研究者对陕北汉画像石存在的地理、物产、人文、葬仪风俗、地望风水、建筑结构、材料材质等空间环境了解甚少，甚至个别人没见过本真的陕北汉画像石，仅从墨线彩绘褪尽后剪影式的图像纹样伸进研究的触角，其研究成果难免只有宏观上的论述，没有微观上的深究，还可能用其他区域汉画像石的个性特征、文化积淀来臆断陕北汉画像石的内在精神、本来意义。

因此，运用文化踏勘和考察的方法，从陕北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民艺土壤入手，对陕北汉画像石墓的地望形态、构造结构、建筑装饰，汉画像石的出土情况、图像内容、图像意义、造型特点以及与相关民间艺术的因果关系进行考察非常必要，陕北汉画像石研究应该向更广、更深、更高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