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的历代文房四宝,特别是名人和宫廷的制品,属于具有鉴赏和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
文房四宝中,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之首。它是集雕刻、书法、绘画、文学于一体的实用工艺品。我国制砚的历史悠久,在文房四宝中古砚流传最多。
《释名》上说,所谓的砚,就是研,就是把墨块细细磨成粉并用水化解。在古时,“砚”和“研”其实就是一个字,而其偏旁都是“石”字旁也说明石是古砚的基本用材。
迄今发现最早的砚是1980年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此砚有砚盖,有研杵,砚心微凹,还有陶质水盂、黑色颜料块,砚、水、墨俱全。可以想象,我们的先民就是用这些文具描绘出那线条流畅、图案缤纷的彩陶佳品。
秦、汉墓出土的古砚多附有研子(研杵、研石),用它压住墨粒研磨。汉代石砚的造型趋于规整,主要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精致的圆砚在盖面上常镂出旋绕的蟠螭纹。
山东临沂金雀山11号汉墓所出长方形石砚,附漆砚盒,盖、底均绘有云气禽兽纹,飘逸灵动。汉代的石砚还有外罩兽形铜砚盒的。例如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墓出土的兽形铜砚盒通体鎏金,杂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等宝石,造型瑰奇,金碧耀眼。
汉晋以后砚的造型和材质出现了多样性的趋势,瓷砚、玉砚、陶砚等等丰富多样。随着墨锭的发明,取代了研石,后者逐渐消亡。由于墨锭十分坚硬,要求砚石也要有较高的硬度,唐代开始重视考究对制砚石材的选择。
广东肇庆所产的端溪石成为制砚的上品之选。端砚石质精润,磨墨腻而不滑,贮水性好,不损害笔毫,所以在唐代广泛流行。宋代之后,端、歙、鲁、洮等石材所制之砚已为书家普遍使用,各具特色,各放异彩。砚的造型也是样式繁多,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抄手砚之外,还有各种象形砚以及各种制式砚台,如兰亭砚、石渠砚等。
唐宋以降,砚台成为文人墨客们追逐青睐的艺术佳品,争相收藏之、铭刻之、著录之。文人与宝砚,就像是美人与妆镜一样亲密无间、须臾不离,因此砚被文人雅称为“石友”。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嗜砚如癖,收藏颇丰,著有《论砚》一书,影响至今。宋代书法名家米芾更是砚痴,曾著有《砚史》一书,渊源流传。他对砚的喜好无以复加,几近癫狂,世人称之“米癫”。
史载,一次宋徽宗召米芾进宫,命他在御屏上书写《周官篇》,并给他备好御用端砚。米芾看中了这方宝砚,写完之后,突然掷笔于地,捧着砚跪在皇帝面前,说这方砚已经经他手污染了,不宜再让皇帝使用,要求把砚赏赐给他。徽宗久闻“米癫”的性情,答应了他的要求。米芾高兴得手舞足蹈,墨渍沾染了衣服竟也没有察觉,可见其对名砚的痴爱。
谈到米芾好砚,不得不提他与苏轼争砚的佳话。米芾曾得一紫金石砚,视为珍爱。苏轼也是爱砚之人,他以借砚之名将其“霸占”,米芾碍于情面不便索要,后来听说苏轼临终前嘱咐其子要将此砚随葬入土,米芾按捺不住将其要回。
米芾后来将此事录成文字,即《紫金帖》,流传至今。紫金石砚产于山东临朐县石家河一带的山岭土中。石材以紫色为主,间有青绿色花纹。石质质坚细密,温润如玉,古人盛赞其胜于端、歙,列为名砚之首。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出土了一件紫金石砚。该砚长22.7厘米,宽17.5厘米,厚3.9厘米。砚的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落款为“元章”。“元章”是米芾的字,据专家考证这件古砚具有唐、五代风格,确实为米芾所言是“传世之物”。
大文豪苏轼对砚的收藏和欣赏也称得上无有出其右者了。尤其是苏东坡所作的砚铭,流传世间,成为艺林佳话。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东坡笠屐图砚”和“百一砚”是苏东坡遗砚中的至宝。根据“东坡笠屐图砚”上的铭文可得知,这件砚是东坡生前的旧藏,苏轼晚年被谪至儋州(今海南儋州市),此砚也跟随他来到海南。砚背上镌刻的“东坡笠屐图”也蕴含着一段趣闻:一日苏轼去看望朋友,路上遇雨,便向农家借得竹笠和木屐以避雨,但穿戴起来十分滑稽,惹得妇孺哂笑,甚至连狗也对着他狂吠,苏东坡只是说:“笑所怪也,吠所怪也!”此事表现了苏公旷达乐观、率真大度的襟怀。
“百一砚”是端石所制,砚底有101颗天然形成的状如鸲鹆的小圆眼,错落有致地生长在石柱的顶端,因而得此名。砚长18厘米,宽10.5厘米,厚5厘米。石材出自北宋端溪的老坑,色泽正紫,长方抄手形,上俯下昂,砚面隆起,中部稍洼。砚底的石眼浑然天成、星罗棋布、绿光闪闪、盎然成趣。
这件古砚背后隐藏着一段写满悲欢离合的历史:苏轼这方百一砚曾被乾隆皇帝收藏,乾隆加倍珍爱,在砚的右侧镌刻有楷书七律诗一首,置于圆明园中。《西清砚谱》里“百一砚”图片上的“御题”是很清楚的。近代以后,此砚从圆明园流散至民间,收藏者恐惧乾隆的御题招致灾祸,将题诗磨掉了。
20世纪30年代,苏轼的31世侄孙苏宗仁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发现了这件湮没的国宝,花重金购回。为此,苏宗仁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百一砚斋”。
苏先生逝世后,其子女按照老人的遗嘱将宝砚捐献给了国家,以供世人观瞻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