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行书风格独特之处解析

06-02

黄庭坚行书风格独特之处解析

说完苏轼，我们来说说“宋四家”里的第二家——黄庭坚。关于黄庭坚的书法，一篇文章说不完，本文只说行书。

黄庭坚比苏轼小七岁，对于苏轼，黄氏虽执弟子之礼，但事实上二人情谊在师友之间。他们认识与交往的过程可简述如下：

熙宁五年（1072），苏轼在湖州太宋孙觉处见到其婿黄庭坚的诗文，大为称赏；五年后，苏轼又在济南李常处对其外甥黄氏的诗文赞叹不已，以为“独立万物之表”；第二年，黄庭坚投赠苏轼，苏轼作答，二人师生关系得以确立。

二人第一次见面，是旧党得势后的元祐元年，即1086年。两人直接相处的时光，也就只有元祐之初二人同在京师为官的三年多时间。

两人的交往，在政治上，黄氏作为以苏轼为首的“蜀党”的中坚分子，受到老师的很多照拂，先是苏主持学士院考试，擢黄氏与张耒、晁补之任馆职；苏除翰林学士，复上状举黄自代（未果）；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辟黄、张为参详编排官。在学术上，除了书法黄庭坚曾受到苏轼的一些影响之外，其他如诗文之类，黄氏于苏都保持了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他在四学士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黄庭坚的简单生平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黄庭坚像）

仁宗治平四年（1067）及进士第，历叶县（今河南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和知县。元丰八年召为秘书省校书郎，逾年除神宗实录院检讨官、集贤校理。

哲宗元祐六年，实录成，进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实录“多诬”，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迁戎州安置；三年，复鄂州盐税。

徽宗崇宁二年，因所作《承天院塔记》被告讦为“幸灾谤国”，除名，编管宜州。崇宁四年（1105年）八月，诏令转到永州，黄庭坚未听到诏令，九月病逝在宜州（广西宜山县）。

看，一生身历四朝，历经宦海浮沉，识尽人情冷暖（我觉得这是他艺事大进的根基）。

黄庭坚工诗文，受知于苏轼，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开创“江西诗派”，与苏轼合称“苏黄”。

在诗文上，黄庭坚推崇杜甫，与苏轼宗刘禹锡、白居易等大相径庭。故此，他提倡“无一字无来处”，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尔”，因而提出熔铸故实、“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等主张，反对陈言熟滥，喜用僻典奇字，造坳句，押险韵，作硬语，开创出生涩奇特的诗风，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

（立在修水县的黄庭坚像）

黄庭坚在文学革新的主旨上与苏轼并行不悖，事实上师生联手也为北宋晚期的文坛开辟了新的气象，而且黄氏开派的雄心和能量丝毫不逊于苏轼。

二、黄庭坚的书法

黄庭坚在书法上的审美追求，大体上与文学相似，也力图创造出一种奇崛的艺术语言。在识见上比苏轼似乎更为清醒和高明。

如果说苏轼过分依赖于逞露才气，那么黄庭坚则更主张在苦学的基础上选择一条适己的道路，因而黄庭坚往往对老师也改作出不留情面的批评（除了在前一篇中提及的批评之外，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曹宝麟先生对黄庭坚评价非常高，称“他的这种可贵的批评精神，尤其体现在针对自我的无情剖析上。正是由助于他博学的知识结构和赤诚的学术品格，黄庭坚才能自立于苏轼之外并成为与苏齐名的一代宗师。”

黄庭坚的书迹，现存的只有行书（包括行楷）和草书二体。这两种书体都有他自己的面目，而且在整个书史上身兼二体且都能达到高超水平的人，自二王以降实不多见。

关于黄氏各书体的优劣，曹宝麟先生认为应以黄庭坚好友李之仪的评价为准：

然书法亦足耸动后世，固以人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1）先说他的行书

黄庭坚的行书起点并不太高。苏轼称黄庭坚学他的书法（前文说过，这是宋朝的时弊），而黄庭坚自称与苏轼一起学颜真卿。但杨万里曾见过他自己学苏的表白。并且，我们现地看黄庭坚书于元祐二年的《徐纯中墓志铭》，足可见他学苏的证据，如图：

(《徐纯中墓志铭》局部）

但自从与苏轼分别以后，黄庭坚的书法就有了转变，他对元祐年间的书法作了深刻的反省。称：

此予元祐末书差可观者……当年自许此书可与杨少师比肩，今日观之，只汗颜耳！盖往时作不知用笔……
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

他的江西老乡释惠洪也听到过他的自我批评，称：“山谷为予言，自出峡见少年时书，便自厌。”

实际上，这里的“少年时书”当指他跟从苏轼学书之前，因为《徐纯中墓志铭》已经是他四十二岁时的书法了，当然不能算少年，他跟从苏轼学书之前，学的是王安石书法，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当时是当朝权臣，时风使然。

后在元祐年间，黄庭坚书法被苏轼嘲笑为“树梢挂蛇”的伸脚挂手习气，正是来自于王安石。黄庭坚一生对于王安石体终未忘怀，大概源于，他少年时学的是“王安石体”吧（一个人最初选择学习谁的书法，会影响终生）。

〝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这是黄庭坚“深解宗趣”即深刻理解禅宗旨趣之后最觉得意的一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不止一次地翻用。

眼睛，当然是人最为传神之处。禅家语录中的所谓“眼”，是借唐人论诗的术语，指深藏禅机的警策所在。从黄庭坚自抑元祐年间书法的评价中，我们终于弄懂了他用“眼”比喻的“笔”，实际上即是指“禽（擒）纵”和“起倒”。前者为收为放，可以望文生义；后者有俯仰、轻重、起伏之义，那么，既涉及到字法又关系到笔法。不知擒纵和起倒，势必造成结字的平庸和用笔的单调。从黄庭坚遭贬以后的宇迹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对症下药的努力。

他的具体做法，说穿了就是强化视觉对比，在结构上夸张了聚散关系，紧缩中宮而扩张四维，使之呈辐射状态。这种结构方式，形成了黄氏字法的强烈个性特征。笔法上，也增加了提按起伏，以战掣的涩劲用笔，写出真力弥满的槎枒线条。加上他本身字形的方正和字势的攲侧，因而顿时与苏轼拉开了距离。

这差异的不断扩大，以至东坡认为：“鲁直以平等观作敧侧宇，以真实相出游戏法，以磊落人书细碎事，可谓‘三反’”。所谓“三反”，就是三种极端。

黄庭坚的大字行书比其小字更能显出雄健豪迈的气势和排宕夭矫的笔力，那种开拓而一往无前的气魄，直可雄视千秋。如果说苏轼的行书在黄州时跃上顶峰，那么黄庭坚却要晚得多，须直到安置黔州之后才渐人佳境。如果说苏轼在《黄州寒食诗》后已不能再产生撼人心魄的作品那么山谷直到临死还精进不已。

他的书法的确是越老越妙，可是他的处境却越来越糟。他很快来到了他人生的最低点——宜州，他最终在这里死去。

朱熹云：“山谷宜州书最为老笔，自不当以工拙论，但追思一时忠贤流落为可叹耳！”

此时黄氏的大行书，给人的印象是总觉有一股郁勃的不平之气在字里行间冲决激荡，仿佛欲破纸而出。那杀纸极重的力度和拗折恣肆的线质，简直可以看作是他不屈不挠的倔强性格的象征。看一下这时他写的《范滂传》，惜已是刻本，但仍觉郁勃之气欲喷薄而出：

(《范滂传》局部）

据载，《范滂传》书法，是黄庭坚背诵书写的《后汉书·范滂传》，并称“《汉书》固非能尽记也，如此等传，岂可不熟？”显然，这是他借古讽今的作品，作品中，已融入了他悲愤的感情。

此时的黄庭坚，生活极其艰苦，以至毛笔也只能买极贱的鸡毛软笔。然而这时的书迹中不仅丝毫不能察觉到在这些恶劣条件下通常会出现的疲怠和疲弱，相反，依然觉得苍劲昂扬，生机勃发。这就不得不叫人承认，黄庭坚风烛残年所臻之化境，确实已经不受任何干扰的破坏，这就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心手双畅”的最高境界。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说得出这样深刻的体会：

楷法欲如快马入阵，草法欲左规右矩，此古人妙处也。书字虽工拙在人，要须年高手硬，心意闲澹，乃入微耳！

黄庭坚的行书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他的大字。他的大字得力于《瘗鹤铭》，即镇江焦山《瘗鹤铭》摩崖。黄庭坚坚信它是王羲之所书，他在元丰三年三十六岁时的一首诗中，就给予此铭以至高无上的评价：

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对此，他还有对《瘗鹤铭》的评论相关多条，这里举一条：

东坡云：“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此确论也。余尝申之曰：“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

对于“自成一家始逼真”，有人往往只强调前面四字（自成一家），仿佛绝去依傍、戛戛独造方足崇尚，实际上不少人就是这样误解黄庭坚的。

但是什么叫“逼真”？逼真是仿造到与“真”相去无几。因此黄庭坚的本意要顾全七个字才完整而真实。当然，他所谓逼真的“真”，不是躯壳的伪真，而是精神的相似！

他评论颜真卿的书法的话，很值得思量：

观鲁公此怡，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省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
余尝评颜鲁公书，体制百变，无不可人，真、行、草书、隶，皆得右军父子笔势。
见颜鲁公书，则知欧、虞、褚、薛末入右军之室。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相工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

“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自是不“随人作计”，能“自成一家”，但“卒与之合”，这“合”就是“逼真”。貌合神离毕竟容易发现，貌不合而要窥透神的相合，则非易事，所以必须“曲折求之”。

他的这种认识，当时，只有苏轼认同。他们师徒二人的共同目标，就是力矫唐人“尚法”以来因循守旧、不思自振的积弊为己任，他们所要唤回的，也正是失落已久的推陈出新的书法精神。

黄庭坚学《瘗鹤铭》加入“新理”，即“辐射结构”。学《瘗鹤铭》之外，他还学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总之他专拣雄强宽博的一路风格。回忆一下《大唐中兴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