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在《艺概》里说:
黄山谷论书,最重一“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以言韵也。
这是对黄庭坚书论的完美概括。
“韵”,本指声音的和谐,或者指和谐的声音。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指的是韵脚,诗歌之所以读起来音节和谐,琅琅上口,其原因就在于押韵。
到了晋代,《世说新语》开始将“韵”用于品藻人物,渐渐开始指一个人的襟怀风度。论人的“韵”,或许原先也着眼于“和谐”,比如五官五体以及言行表里的和谐等。比如,我们说“丰韵犹存”时,多半是夸奖这个妇人,尚有精致的五官和姣好的身材以及由此带来的风姿和仪态。
有“韵”,是不俗的。
(黄庭坚画像)
但黄庭坚书论里的“韵”,恐怕首先讲的是含蓄,比如:
凡书画当观韵。往时李伯时(公麟)为余作李广夺胡儿马,挟儿南驰,取胡儿弓引满以拟追骑。观箭锋所直,发之,人马皆应弦也。伯时笑曰:“使俗子为之,当作中箭追骑矣。〞余因此深悟画格。此与文章同关纽,但难得人入神会耳。(《山谷题跋》)
李公麟画中的李广引弓而不发箭,但看画的人观箭锋所向,已经可以联想到追赶的人中箭必死的情景。如果是“俗子”所画,箭肯定是射中了追骑的状态。这就是高明画家与俗子在处理李广射箭状态上的区别。所以高明画师与“俗子”的差别,就在这是否有余味的“韵”之上。
作画作字,乃至作诗,是否“俗”的标准,就是是否有“韵”的存在。高明的书家、画家、诗人,它的作品必是有“余味”可以品咂,有“余理”可以思量的。正如苏东坡诗中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评论画的好坏以画得像和画得不像为标准,这种见解和小孩子差不多;写诗如果只限于摹写形象,不讲究神韵和意境,这种人一定不是懂得诗的人。苏轼以此贬低驸马王诜所收藏的画作,足见苏轼的评画标准。
书画以韵为主,都以不浅白直露为旨归。但书与画严格地说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
画毕竟有形象,可以从题材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去把握。而书法的“韵”,基本上可用“不俗”来诠释,可是“俗”与“不俗”如何区别呢?
黄庭坚认为,俗与不俗决定于书者的人格、修养、文化等的高低。他说:
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
如季海少令韵胜,则与稚恭(东晋庾翼)并驱争先可也。季海长处,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
……前朝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宇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所乏者韵尔!(《山谷题跋》)
他把“韵”与“工”对举,“工”是功力,“韵”即非功力可企及者。他认为韵胜的极致是二王。说“两晋士大夫类能书,笔法皆有成就,右军父子拔其萃耳。”他推崇三个人,说他们继承了二王的衣钵,这三个人就是颜真卿、杨凝式和苏轼。
他品评这些人的书法,用语中,多用“韵”字,可见,他评书的标准,就是“韵”:他说颜真卿书法:
(颜真卿《蔡明远帖》局部)
《蔡明远怗》(颜真卿书)笔意纵横,无一点尘埃,可使徐浩服膺、沈传师北面。
他评价杨凝式书法,称:
(杨凝式《韭花帖》)
见杨少师书,然后知徐、沈有尘埃气。
俗书喜作《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却到乌丝栏。
他评价苏东坡的书法,更是直接强调天资了:
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今世号能书者数家,虽规摹古人自有长处,至于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所谓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与也。
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黄庭坚不仅评价别人书法以“韵”为标准,他自己所追求的也是“韵”。现代书家马宗霍(其实我更认为他是文字学家)评论“宋四家”时说:“综是四家,冠冕一代,要其独到,各有专胜:‘蔡胜在度,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姿。’”
(宋四家)
苏轼的“同年”晁端彦对黄庭坚的书法,说他“唯有韵耳,至于右军波戈点画,一笔无也。”黄庭坚知道后,反倒笑而赠诗称:
字身藏颖秀劲清,问谁学之果《兰亭》?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颂《中兴》。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成。
此时,他强调自己的韵胜,甚至已经以自己的“韵”为自豪了。
对于“韵”的追求,也就是“去俗”的方法,黄庭坚主张的最佳途径,就是多读书。
他评价学生王观的书法:
此书虽未及工,要是无秋毫俗气,盖其人胸中块磊,不随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气可掬者,又何足贵哉!
对此,他有更为极端的言论:“士大夫下笔,须使有数万卷书气象,始无俗态。不然,一楷书吏耳!”胸中无书,笔下无书卷气,就是一个“字匠”罢了。
他还把书法的“俗”与“不俗”提高到道德的高度来强调,认为人品决定书品,他认为苏轼的书法之所以为本朝第一,除了“笔圆而韵胜”以外,就是“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他把道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说: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含瓦石,临大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虽使郭林宗、山巨源复生,不易吾言也!”
他这一段议论其实正是夫子自道。“临大节而不可夺”,岂止是“不俗人”?简直可称为忠臣义士了。黄庭坚就是用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他倔强如铁般的书法形象,正是他高尚人格的化身。
最后,让我们看看他在《诸上座帖》后面的跋语吧——
(黄庭坚《诸上座帖》的自跋)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40,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