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吴昌硕的艺术殿堂

吴昌硕作为中国海派艺术的开拓者，是近现代最为重要的书画家、篆刻家之一，在艺术上是传统与现代交汇点上坐标式的代表人物，是承古开今的艺术大师。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昌硕出生在浙江省安吉县彰吴村，卒于1927年，终年84岁。吴昌硕一生名号颇多，初名俊、俊卿，后署名苍石、昌石、昌硕，别号很多，如缶庐、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五湖印丐等等。他的篆刻、书法、绘画，具有强烈的个人艺术面貌，在中国书画史、篆刻史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轻时的吴昌硕对艺术创作自金石篆刻入手，整日与石为伴，早期广泛吸收借鉴战国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代文字，不蹈常规，后期多参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风格更为朴茂苍劲。他曾言：“余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在篆刻上，吴昌硕是公认的大师。对此，他也颇为自信：“我金石第一，书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索，成就了他的篆书艺术，并且在临学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食古出新，形成自我面目。

吴昌硕与他的“朋友圈”

1869年，26岁的吴昌硕首度赴杭州，求学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学习小学及辞章。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德清人。

俞樾于1868年出任诂经精舍山长，主掌精舍讲席达31年，其掌教强调“由训诂而名物、而义理，以通圣人之遗经”，“诂经精舍专课经义，即旁及词章，亦专收古体，不涉时趋”，故精舍以学术严谨而与专意科举的书院形成鲜明对比。吴昌硕在诂经精舍的治学经历，对他于金石学的理解和篆刻书法的探索具有重要影响。

1872年，29岁的吴昌硕初次赴沪，结识了书画家高邕和其时海上画坛的领袖人物胡公寿。以印人起步的吴昌硕，在青年时代于湖州、杭州等地的游历中就开始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习，他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其中如吴云，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

吴昌硕曾于1875年寄寓湖州收藏家陆心源潜园，协助其整理文物，及至中年留居苏州更借助印艺得以与一批江南学术、收藏圈中的显赫世家相交。

吴云(1811-1883)，字少甫，号平斋，晚号退楼，湖州人，官至苏州知府。曾因藏有各种旧拓《兰亭序》二百多本，故名其室为“二百兰亭斋”。吴昌硕于1872年初游苏州时造访了这位乡前辈，1880年更曾坐馆吴云府中。

吴昌硕为吴云刻有“听枫山馆”等多方印，是时，吴云又请其为刻“师酉二敦之斋”两方及“平斋晚号退楼”、“第一江山作郡来”印。另多通信札，内容亦为嘱托刻印，吴云在印作完成前后提出了细致的意见与点评，有以自己辑录的《两壘轩彝器图释》相赠。信中种种，颇能体现吴云的古文字与印学思想，以及令吴昌硕一生铭感的知遇之恩。

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湖州人。1882年，吴昌硕以捐纳在苏州谋得一小吏之职，举家定居苏州，得与杨岘比邻，几次欲拜这位同乡前辈为师，杨岘回信以为师生之称未免落俗，提议不妨以兄弟相称，“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

在二人以兄弟定交的信函中，杨岘便以读书作文为例，劝勉吴昌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这种以古为用的艺术观，与吴昌硕后来“古人为宾我为主”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杨岘对吴昌硕的影响还在其浪漫的诗人情性，散落在诸多的诗文往还，书画题跋之中，贯穿吴昌硕四五十岁间的艺事探索与人生走向。

《行书质寿镜片》便是杨岘七十寿辰之日应吴昌硕之请而作，由吴昌硕珍藏。杨岘形象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精神强固”身心安康才是长寿的前提。

任伯年(1840-1895)，名颐，号小楼，浙江萧山人。与任伯年相识于1883年，任伯年从吴昌硕尚显稚嫩的画作中看到长年书法、篆刻磨练的笔墨功力，对他青眼有加。二人虽未定下师生名分，却从此成为至交。

任伯年曾为吴昌硕作过多幅肖像，包括《芜青亭长像》(1883年)，《饥看天图》(1886年)、《棕阴纳凉图》(1887年)、《酸寒尉图》(1888年)。《蕉荫纳凉图》画上未署纪年，吴昌硕之孙吴长邺在年谱中将其列为1888年绘，另有一说谓此作于1892年。吴昌硕对此画极珍爱，任伯年去世后，他常睹画思人。

1904年，他在画上写下了一首长诗，诗中感慨了自己并不顺遂的人生，并以雨打芭蕉的意境，传达了对故人的思念。此作曾被窃，令吴昌硕痛惜不已，1907年，它被吴昌硕的好友、词人郑文焯在上海发现，得以物归其主。郑氏题跋对画作的失而复得作了说明。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湖州人。1913年，在王震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

王震曾自谓“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虚日”，除了艺术的切磋和砥砺，吴昌硕与王震的身影也频繁地出现于各种书画社团的雅集、展览、慈善赈灾活动中，“王画吴题”一时有“海上双璧”之誉。

1914年，任伯年之女任霞检父亲遗作墨竹，由王震于其上补绘吴昌硕小像。吴昌硕于画上题跋谓“画中之竹，廿年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任伯年)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这段题跋，加之王震自题中“回首师门”之语，成为了后来研究者关于三人亦师艺友关系的最好说明。

结识虞山诗人沈石友，以及潘祖荫、杨岘、任伯年，等等，自1880年代开始，到1912年正式定居上海，在近30年的时间里，吴昌硕在往来苏、沪的双城生活中度过了他的壮年时代。1913年，在王震的盛邀下，吴昌硕搬入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在成就艺术巅峰的晚年岁月，吴昌硕与王震成为了情同父子的忘年至交。除此，他还与学识宏博，并以融合碑帖的行草书开一代宗风的沈曾植颇多艺文往还，与时称词坛宗匠的朱祖谋，诗、书兼备的郑孝胥更为密友，另与陈三立、曾熙、李瑞清等也多有交集。他们的诗文唱和、印篆题跋、书画酬答和往来书札，承载着彼此间的契合提挈与相互砥砺，也折射出晚清至民国这一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社会、艺术思潮的传承与新变。

40岁后才开始学画的吴昌硕，酷爱画花。他将梅花画得像酒盅那样大，引来了别人的嘲笑。但他不以为耻，反而将画笔伸得更广了。于是我们看到了《桃宴酒坛图轴》中饱满的寿桃、《花卉图轴》里清丽的水仙、《珍果图卷》上晶莹的荔枝和《花果图册》中火红的柿子。及至晚年，吴昌硕更以开放的心态活跃于各种诗会、印社、书画团体，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逐步拓展自己的艺术影响力，确立起艺苑领袖的地位。

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著称。其中在故宫博物院展出陈列的绘画小品《花卉蔬果卷》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吴昌硕“诗书画印一体”的艺术特色。作品在每一个主体物旁边都附有长题，不仅仅体现了吴昌硕的书法造诣，更是在画面的布局章法中起到了调节作用。《珍果图卷》中的闲情雅趣则让观者看到了热爱生活的吴昌硕。画中的荔枝、桃子、西瓜、倭瓜旁都用长题记录了详细的“食用指南”，如倭瓜旁的题字：“倭瓜剖之中空，实鸡肉烂煮，味与河豚并隽……”

吴昌硕的画着色极其讲究，打破古人窠臼，使用复色画法，大红大绿，重赭重青，喜欢在冲突中取得协调，通过微妙的色彩变化，整幅画面既鲜艳厚重又得斑驳苍浑的古趣。他的着色方法在传统基础上，汲取了民间绘画的着色特点，渐成雅俗共赏之风。正如祝勇在其新作《本来的颜色》中所讲的，五彩缤纷、大红大绿，这显然属于中国民间的色彩谱系，与清雅深邃、富于哲学色彩的文人画泾渭分明。当宋代的玉骨冰心、简古淡泊的艺术风格，引领着中国画脱离了形似阶段，走向静穆深远。在文人画山穷水尽之际，现世的审美在吴昌硕的手中焕发出五彩缤纷的生机，又见柳暗花明，其身后追随者络绎不绝，便有了齐白石的“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门下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