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具雅赏：探寻茶道文化中的精致艺术

明代黄龙德的《茶说》记载：“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茶具本来就是为茶而生、服务于茶的。我们眼里的茶具，包括煮茶、泡茶、分茶、品茶的器具，以及茶席上与茶事活动相关的器具。既然是表现和衬托茶的器皿，它除了具备茶具的形式美，更重要的，要有合目的性的美，这种合目的性的美，就是茶器的功能美。

一件精致的茶器，它的外观美一定要服从于功能美，否则这件茶器便毫无用处，甚至成了摆设。因此，我们探讨茶器美的标准，首先要体现在具体应用上，茶具要方便于泡茶，器具触摸时，要给人以舒适温润感。其次，器具要准确无损地去表现茶，不能因为器具的原因，影响了茶的色、香、味、形、韵的正确客观表达。

道由器传，茶道的传播与流行，即是由具备了形式美和功能美，并自然糅合了其他美学特质的茶器完成的。

纵观中国的饮茶史，同时也是一部茶具的发展史。唐朝以前，茶具还没有上升到器的概念，那个时候的饮茶，尚停留在食用和药用，生存、生理层面上，没有上升到文化的行为。喝茶的器具，多为粗陶瓦盂，并且是喝酒、吃饭、饮茶混用的，不存在专门的饮茶工具。

《茶经》中记载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蒙尘还洛阳，侍中黄门，以瓦盂承茶上至尊”。贵为皇帝的晋惠帝喝茶，用的瓦盂就是古代盛装汤浆或食物的陶器，并没有专门的茶瓯。

陆羽著述《茶经》以后，抛弃了煮茶过程中的葱、姜、枣、橘皮、薄荷等诸多调料，把茶饮从瀹疏羮饮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越众饮而独高”的独立的文化饮品，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精神生活。

唐代的《封氏闻见录》记述，陆羽论说煎茶炙茶之法，又造了二十四种茶具，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于是，每个爱好茶的人，会因拥有一套自己的茶具而自豪。有个叫常伯熊的人，不停地广为润色陆羽的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专用茶具的需求，专用茶具的推广，又同时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和茶饮的审美情趣。

唐代的茶器用瓷，以北方类银似雪的白瓷与如玉似冰的青瓷，最为受人瞩目。白居易诗云“白瓷瓯甚洁”，皎然也赞美“素瓷雪白漂沫香”。颜真卿、陆士修、皎然等六人的月夜茶会，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陆士修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的精彩联句。

诗中的素瓷，即是白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皎然和白居易等人，喝茶还是喜欢用白瓷的，此时的陆羽，是否已经提出了“青瓷益茶”的著名论断？还不好去猜测。

《茶经》问世以后，陆羽“青瓷益茶”的观点，对唐代煎茶的品饮美学，影响深远。陆羽认为，越瓷类玉，这使得古代君子与玉比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美学思想，在茶具中有了充分体现。又言越瓷类冰，其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也是饮茶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

因煎茶、炙茶的原因，茶汤可能因轻微发酵而使茶汤绿中泛黄，越瓷的青绿釉色，可使茶与器的色泽相得益彰。釉色的绿，会衬托得茶色更绿，茶的汤色，也会因青瓷釉色的影响，而愈发含蓄、深沉、自然。

另外，陆羽从茶器的功用上也讲，越瓷的茶碗“口唇不卷，底卷而浅”，是适合饮茶的。越瓷的茶碗，口沿不外翻，利于饮茶时茶碗与口唇的密切接触。茶碗的浅而不高，使茶碗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使用起来比较安全。

从唐代的诗词里，我们能读到很多对青瓷的赞美之句，这可看作是对茶器美学的有益补充。唐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中写道：“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施肩吾有这样的诗句：“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

陆龟蒙这样赞美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从出土的越窑瓷片，以及秘色瓷器的青绿色可以判断，“青中带湖绿，不留一丝黄”，这种纯净的不沾一点烟火气的青瓷，确实最利于唐代煎茶的茶汤欣赏。

陆羽说：“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唐代，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黑瓷茶器，到了宋代突然受到重视，并能发展到极致。唐代的黑色茶器，造型线条不是不够简练，釉光温润不是不够深沉，然而不被重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黑瓷不能呈现当时的茶汤之美，归根到底，还是功能上的欠缺。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是钧、汝、官，哥、定等名窑珍品辈出的时代。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唯独钟爱通体施以黑色釉水的建盏呢？作为斗茶、鉴茶、赏茶、喝茶的工具，不是因为器具的珍稀难得，才会备受茶人的珍视和推崇，关键要看茶器能否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去表现和表达茶。

我们再来看一下，宋代斗茶的特点：一斗汤色，二斗水痕。斗茶首先要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因为汤色反映出的是茶的采制水准，茶汤纯白，是好茶的标志。色偏青，说明蒸茶的火候不足。色泛灰，说明蒸茶的火候已过。色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

其次，还要看汤花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碾茶得当，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并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现象名曰“咬盏”。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会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是茶汤评判优劣的依据。“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

明确了宋代的斗茶规则，我们就能明白，黑褐色的建盏，在斗茶的功能中，确实具备其他名窑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了。蔡襄《茶录》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中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釉茶盏与雪白的汤色，互相映衬，这种黑白分明的对比美，会让我们体悟到，建盏不只是在使用功能上符合斗茶的需要；在审美上，也符合宋代理学崇尚自然、追求朴实无华的最高美学标准。

明代朱元璋废了团茶，开始推行简明自然的瀹泡法，彻底颠覆了复杂的煎茶和点茶，人们喝茶可以更简单自在，再也不用去为衬托汤花的唐时绿、宋时白而绞尽脑汁了。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尤其是明清至今，六大茶类陆续开始粉墨登场，泡茶法更注重茶的香气、茶汤的色泽和清透度，所以白色的茶杯开始备受推崇。另外，从文献和出土资料中，我们能够看到，唐宋的茶盏胎体厚重，容易快速吸收茶汤的热量，从而影响到茶的香气表达，这也是景德镇的薄胎白瓷茶杯，在明代以后迅速受到茶人追捧的重要原因。

从唐代的青瓷益茶，到宋代的黑瓷益茶，发展到明代的白瓷益茶，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是随着制茶工艺和品茶方式的变化，为了彰显茶的不同层次的美，从根本上导致了茶具发展的巨大变革。

史学家连横在《茗谈》中写道：“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深，三者为品茶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若深杯，最早见于康熙年间，后人对若深杯有如下总结：小、浅、薄、白。小则一啜而尽，浅则水不留底。色白如玉，用以衬托茶的颜色。

质薄如纸，以使其能起香。潮汕茶客以白地蓝花、底平口阔、杯底书“若深珍藏”的若深杯为珍贵，但已不易得。紫砂壶也是在明代以后，为适应茶的瀹泡技法出现的。自此，孟臣壶和若深杯，联袂形成了茶席画卷上的珠联璧合。

明代冯可宾《茶录》中说：“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文震亨的《长物志》里，也特别提到：“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而张谦德在《茶经》中说：“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

以上三位茶学大家的著述，都同时表达了好茶器具有“利汤扬香”的优点。也即是说，上佳紫砂壶的标准，应该具备器小幽雅，既不能吸附、影响茶的香气，也不能因自身的气息而影响了茶的香韵表达，最好能发挥出器物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去改善茶汤，准确展现出茶的优点来。以上这种对器物的鉴赏审美，应该成为我们在茶席上品物择器的首要标准。

作为合格的茶器，只有满足了实用和利茶的基本功能之后，才能谈到外观如玉、线条和比例等其他的审美。例如，一把黄花梨的椅子，如果设计成三条腿，坐着不稳定，或坐久了让人腰酸背痛；再如，一把紫砂壶，器型很美观，可是出水不通畅，或是化工泥料低温烧成的。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上述这些不能合乎器物的功能，类似的器物，即使外观和纹理再美，也是种病态的、不健康的美。在自然界中，我们看到的健康的美，十之八九是因为合乎生命功能而产生的。

玉器的文化和美学，始终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和陶瓷发展的始终。而茶器的外观美，表现为如玉、类玉、似玉，也就是说，茶器的釉色，要像玉一样温润，不能刺眼；胎体要像玉一样坚硬致密；叩击的声音，要像玉一样婉转动听。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说：“陶成雅器，有素骨玉肌之象焉。”

清代朱琰的《陶说》记载：“坛盏色，以正白如玉为贵。”直到清末，学术界在研究瓷器的来龙去脉时，发现瓷器和玉器实为同宗同源之物。他们认为，在器具的发展上，先由陶器，铸造出周、汉铜器，由铜器琢磨出玉器，模仿玉器仿造出瓷器，它们之间周而复始地更迭循环着。这种发展规律的揭示，为瓷器严格遵循着崇玉的传统，以是否如玉、似玉、类玉作为茶器的美学标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