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云飞解读康有为的书法思想与实践

主张政治改良的康有为最终却成了保皇党领袖，良为可惜。然而观其书法、书论，似乎没有一丝守旧的味道，他别开生面，傲立潮头。

康有为(1858年~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清代光绪年间进士，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

康有为出身士宦家庭，世代为儒。祖父康赞修是清代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四处通缉维新派人士，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在国外漂泊达16年。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后，康有为开始周游列国。吴昌硕曾给他刻一枚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周游列国的颠沛经历，使康有为开阔了胸襟与学识。

康有为作为晚清社会的知识分子，其性格具有两面性。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民国初年与袁世凯同流合污，在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却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

康有为治学颇多建树，仅著述就有700多万字。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诗歌创作，辑成《南海先生诗集》，其文采瑰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政论文敢于打破传统古文模式，骈散结合，开“新文体”之先河。其代表作品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康有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也是继阮元、包世臣之后的大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他的代表作《广艺舟双楫》，是一部重要的书法专著，在书坛影响深远。

《广艺舟双楫》之《卑唐第十二》记载：“至于有唐，虽设书学，士大夫讲之尤甚，然缵承陈、隋之余，缀其遗绪之一二，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指出了唐碑的缺憾。康有为还说：“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指出帖学衰微的原因是“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得出临习晋帖的结果是“绝不见工”。

于是，康有为话锋一转，提出“尊碑”之说，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指出魏碑、南碑之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并对碑刻的代表作进行品评。

康有为推论道：“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

康有为极力鼓吹“尚碑”思想，造就一代新风，对碑派书法的振兴有着深远影响。

自古以来，理论和实践均有极高造诣的书法家极为罕见。康有为的理论是站在自身创作的立场上，他常以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作书，当然不会倾心于柔媚的“赵董”一流。康有为轻视帖学，即使如赵之谦这样的书法大家也逃脱不了他的讥讽，他的许多言论不免有些偏激。当然，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正是他的这些偏激言论，才使碑学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在书法实践上，康有为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碑》极其用功，同时掺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其实，康有为还学习过“苏米”诸家。其书写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多以圆转为主，转折处常常提笔暗过。其结体不似晋唐之欹侧，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他喜用长锋羊毫，彰显浑重、厚实的书写效果，迥异于赵之谦的顿挫方折，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圆劲。书风浑厚凝炼、古朴率真、险峻舒朗。其创作形式以对联最为见长，气势开张、浑穆大气，颇具阳刚之美。

在用笔技巧上，康有为否定了包世臣的“以指运笔”说。他主张执笔宜腕平掌竖——“四指争力，势相蹙迫”。只有做到“平其腕，竖其锋”，通身之力才可达到。

我们从康有为的人生经历不难看出，他希望社会朝着好的方面发展，并做着种种努力。不过，遗憾的是，康有为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的书学思想的形成是在其30多岁时，所以，我们不难推断，康有为在书法领域发动规模巨大的“变法”运动，和他所追求的政治梦想一样，同根同源。《广艺舟双楫》可以看作是康有为寄托改良的思想映射。对于康有为来说，其书法理论和书法作品或许隐隐透露出他对社会变革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