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传) 尚均款 布袋罗汉像
伦敦东方艺术画廊
“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
“崇闳幽邃之殿堂,饰以精致之造像……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
近现代教育大家蔡元培先生在《以美育代宗教说》这篇文章中,直白而透彻地点明了宗教与美术的关系。
对于寿山石雕艺术而言,宗教对其的影响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宗教对早期的寿山石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和发扬作用。不仅是寿山石雕刻艺术,包括寿山石初见体量的开采,宗教的功劳同样不可磨灭。
清 寿山石 持桃罗汉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闽地在唐代以前,尚属中原人口中的“蛮荒之地”。关于唐初福州的模样,在宋人的形容里是:“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穹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也难怪唐人高适诗中所写闽中风情“大都秋雁少,只是夜猿多。东路云山合,南天瘴疠和”,可见其荒凉了。
虽是如此,唐代的闽地到底还是有人居住,这些所谓暴横的“蛮夷之人”,在中原礼教健全的“文明人”看来,自然是亟待教化的。除了唐政府的管理之外,引入宗教也是教化的手段之一,因此,零星的寺院也陆续在闽地兴造,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广应院便是唐末时建立在寿山附近的佛教寺院之一。
石农在广应寺遗址挖掘寺坪石
《八闽通志·寺观·福州府》记载:“寿山广应院,唐光启三年建。”根据宋代梁克家《淳熙三山志》的记载,广应院的“开山僧号妙觉”。唐光启三年(887)已经是晚唐中后期,是唐经济、文化全面衰落的时代,这个时候建造的寿山广应院,在当时没有留下相应的人文记载。倒是到了宋代,广应院开始“拥有姓名”,南宋绍兴至隆兴年间,寿山广应院参与了福州开元寺主持的《传法正宗记》的刊刻,其中广应院的佛灯大师法珊还曾为《传法正宗记》作跋。
寺坪石
宋代黄榦的《寿山》写道:“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这是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首有关寿山石的诗文,同时也将“寿山石”和以“佛寺”为标志之一的佛教首度以诗词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诗没有明确提及寺僧以寿山石雕刻佛教供物,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广应院逐渐利用附近的寿山石进行雕刻,据《中国寿山石文化大观》认为,此时的以各种烛台、香炉、花瓶等为主,尚没有涉及造像的记载。不过,两宋墓葬中曾出土了和尚捧香炉造像,或许可作为对此的旁证。这种做法无疑在信众中推广了寿山石雕艺术,使得寿山石以及寿山石雕艺术进一步为人所识。
寺坪石
此后,广应院在元明之间经历过多次焚毁,明末徐兴公晚年写有一首《游寿山寺》,诗云:“宝界消沉不记春,禅灯无焰老僧贫。草侵故址抛残础,雨洗空山拾断珉。”这首诗中就记录了广应寺焚毁后的萧条景象,其中提到“断珉”,指的是广应院僧侣们在寺中收藏的一批寿山石在火烧之后的残石。这些“断珉”陆续有人捡拾,据陈子奋《寿山石小志》所载:“相传寺僧藏石甚富,明崇祯间寺废,石没土中,近石农于其寺址掘得者,呼为寺坪石,皆三百年前旧物也。”
寺坪石
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僧侣们对于寿山石雕刻的推动作用,寿山石矿洞中有因为僧侣发掘而名为“和尚洞”的,也有因位处尼庵附近因而被称作“尼姑楼”的,还有因为捡拾到无头佛像被命名为“无头佛”的矿洞。而佛造像也成为寿山石雕中极为重要的题材。
无头佛石
不仅是前文说到的宋代和尚捧香炉造像,近年在山东菏泽古运河遗址出土的元代沉船中,发现两尊寿山石的罗汉造像,更为寿山石雕与佛造像艺术的深厚渊源提供了实物的佐证,甚至证明了寿山石雕艺术如何通过商业贸易被推至全国。
元 寿山石罗汉
2010年9月菏泽市国贸工地出土
从雕刻工艺上看,相比较之后的寿山石雕佛造像雕刻,元代的这两座寿山石罗汉造像,在衣褶的雕刻上还未达到成熟之境,以线刻方式进行勾勒,其线条也无轻重粗细变化,然而排列紧密连绵,更接近於元代写经本中的罗汉画像,而与元代兴起的带有文人气和野逸气的佛画不同。然而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土壤的侵蚀,这两座寿山石罗汉造像的风神仍然格外生动,托钵的造型,头部、肩膀以及身体所形成的动态曲线,龙身的鳞片刻画等等,与其说彰显神佛的“崇高”和“威严”,不如说表达人性的自在与禅意的豁然。
“玉璇”款寿山石雕罗汉像
故宫博物院
自古而今,石窟佛造像以岩石雕刻,庙宇之中则多泥塑和铜像佛陀,然论及案头的小造像,虽然材质众多,但寿山石雕可谓集诸多小型佛教造像之大成者,也催生了不少闻名遐迩的艺术家。如众所周知的清代名家杨璿(字玉璇),就以此闻名,周亮工《闽小记》中载:“闽中绝技五……漳浦杨玉璇之一分许三分薄玲珑之准提像。”准提像即为佛教造像的经典题材,而“一分许三分薄”与“玲珑”则突出了其造像的精致小巧。与杨玉璇比肩的周尚均,其风格和杨玉璇的华丽不同,更显得朴茂……这一系列,便是清代寿山石雕家与文人们的艺术后话,留待另做讲述了。
清 周尚均 寿山石伏虎罗汉
故宫博物院